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中国发展
柴卫东，42岁，研究员，航空发动机专业工学博士。长期在某研究所从事工程研制工作，历任设计员、工程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设计师等，现在某研究院从事技术管理工作。本书是作者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人认为科学技术就等于进步，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福音，其实现实世界的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纵观人类历史，就其应用而言，科学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它一方面造福人类，另一方面伤害人类。
炸药，既可以用于开山炸石、修路筑坝，也可以制造地雷炸弹，杀人毁物。
毒药，既可以杀灭害虫，也可以伤人、杀人。
细菌，既可以用来酿酒，也可以作为武器残害人类。
核技术，既可以给我们提供廉价的电能，也可以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武器。
疫苗关系到人们的健康，转基因种子关系到粮食从而影响人们的生存安全。两者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转基因种子和疫苗的推广者，都声称这两种高科技是“造福全人类”的福音，并且不遗余力地以慈善的、援助的面目出现。对此，我们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本书对转基因和疫苗的原理做了分析，更重要的，对其背后的操控力量——人口控制寡头的行为和思想作了详细的介绍。转基因食品真的能吗？疫苗存在哪些风险？众多问题将在书中找到答案。看过本书后你会发现：在垄断寡头和“精英”眼中，我们只是这场生化超限战的小白。坐台专家、国际组织、伪慈善巨富，都不可靠，是非曲直，唯有自己的判断！
《生化超限战：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的话题涉及数十亿人口的生存前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自身及后代的安危。 看过《生化超限战：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后你会发现： 坐台专家、国际组织、伪慈善巨富，都不可靠，是非曲直，唯有自己的判断! 《生化危机》《我是传奇》《人类之子》中的情隋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一旦转基因的开关被打开，一旦疫苗中的未知病毒被激活，我们也许将不得不接受被毁灭的命运——而这些都掌握在人口控制寡头的手里。 在垄断寡头与“精英”眼中我们只是这场生化超限战的小白鼠 转基因食品真的能吃吗?疫苗存在哪些风险? 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
探索未知并对自然抱有敬畏，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真谛。此书揭示了转基因技术在商业化过程表现出的漠视自然和生命的根源：资本的僭妄。令人心惊！——《超限战》作者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王湘穗
特洛伊城亡于木马阴谋，中国会否亡于美国潜心布局的基因超限战？读罢该书不免让人动魄摄魂。柴书未必无懈可击也，但“死也要死个明白”的努力尽见耿耿忠心。——社会学者司马南
转基因作物对普通人的生活不是件小事，普通人著书立说表达自己的质疑，无论证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结实，都值得肯定：普通人自己的事，普通人也该插插嘴了。——社会学者、著名剧作家黄纪苏
经历了百年动荡与革命的中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关心国家大事的公民。西方人经手的转基因食品与疫苗，纵有精英专家拼命担保与主流媒体精心呵护，却难逃百姓本能的怀疑。本书用事实与逻辑说话，打破一个个迷信，解密一桩桩悬案，揭穿面罩后的真相，所体现出的正是——全球视野，中国立场！——北航经管学院博士韩德强
拿到稿子的第一时间，我不由得想起三部电影。
《人类之子》：如果转基因食物泛滥，人类真的会因为不育和基因突变带来的疾病而走向灭亡吗？
《我是传奇》：如果继续滥用疫苗，人类会像影片里那样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吗？
《生化危机》：如果不对危险的生化试验加以控制，地球上是否会遍布恐怖的僵尸之城？
转基因和疫苗，这两种技术总是以高科技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视听中，而在我们的印象里，高科技总是先进的代表，是人类发展方向的代表。但是请注意：人类对世界了解得越多，未知的领域就越广阔。当人们认为牛顿的经典物理体系已经登峰造极，足以解释世间万物时，量子力学的诞生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破了这一神话；当古典经济学纵横天下，建立起举世瞩目的经济学大厦时，一瓶小小的葡萄酒便令其轰然倒塌……更何况目前技术体系还远未完善的转基因和疫苗了。人们应该时刻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敬畏之心，因为“上帝”总是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即使“上帝”是偏爱人类的，人类对自己的同类似乎也不是那么在意——至少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这点。
于是，在柴老师笔下，转基因和疫苗背后，一个个狰狞的灵魂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以国家安全和“精英”利益为名，肆意践踏着无辜同类的健康与生命，而他们那道貌岸然的模样又欺骗了多少善良的人。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一次次陷入思考：多年以后，食用转基因食物的人们会有怎样的遭遇？那些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疫苗都注射在了哪些人身上？如果没有柴老师这样的人在呐喊，谁会告诉我们真相？
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我们早已忘却了硝烟的味道，但隐形的战争从未离我们而去。如果没有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道歉，我们谁知道这样一个标榜“民主与自由”的国度竟有着同法西斯一样的罪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史终将成为历史。当我们百年之后，不知道转基因和疫苗将如何被历史审判。
好了，我们即将开始这次揭开真相的探索之旅。不过，请您做好准备，沿途的丑恶、血腥、杀戮可能会令您感到不适，而对于转基因食物和疫苗的颠覆性介绍，可能会令您不知所措——看多了毒奶粉、地沟油、医疗事故的人们本来就缺乏安全感，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与我们更加息息相关的转基因和疫苗呢？但是，要通往自由，唯有如此。
柴卫东先生和我一样，都不是专门研究转基因问题和疫苗问题的专家。我们的知识积累也不曾以生物知识为主要方向。但是，在中国的水稻开始转基因的当口，我们不约而同地都开始关心转基因问题，以及建立在基因基础之上的现代生物技术问题。我确实很难说这种“外行”的身份对于理解和阐述基因等生物技术话题，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因此，当柴卫东先生把他最初的打印稿给我看的时候，我大致只能从图书的规范上提一点要求。将近一年时间，柴先生数易其稿，他的精神令我敬佩。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一部分。继IT技术之后，生物技术被誉为下一个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转基因技术是其中重要一环，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很多经费投入到生物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表明一点：反对滥用转基因技术并不意味着反对此项研究。尤其当我们把转基因技术当成生物技术的一部分时，我们应该更加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于转基因技术、生物技术的批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转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到目前为止，在安全性上并不令人放心，因此，有必要谨慎从事，而不应该对其安全性轻易地做出承诺。西方近代科学史中已经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一项技术发明最初被誉为伟大的发明，甚至被授予诺贝尔奖，但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这项技术的滥用带来很多危害。以至于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技术最终也被禁用，或者被严格限制使用。对于转基因等生物技术来说，不管现在的人们如何将其称为“伟大”，我们依然要极为认真地观察它可能造成的各种潜在危害。任何事物都不应该只是因为戴上了“科学”的帽子，就让我们彻底放心。
第二，现代社会以经济为主，新技术常常成为商业竞争、商业垄断的手段。这在IT领域已经有明显的先例。因此，转基因等生物技术被用于商业竞争、实现商业垄断，事实上在中国已经初现端倪。反对IT领域商业垄断的声音和行动在世界各国都有出现，但反垄断的效果有限。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IT领域的垄断难以消除，但是，远离信息技术，人们依然能够生活。而转基因等生物技术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一领域基于新技术、新发明专利而实现的商业垄断，将严重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安全，乃至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全。我们不得不对此抱有必要的警惕。
第三，转基因等生物技术完全可能被用来作为特殊的战争手段。在人类历史上，生物技术被用于战争的案例很早就出现了。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生物技术在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以日本为典型。日本的生物技术部队，不光研制了杀人的生物武器，还研制了消灭庄稼、牲畜，破坏饮水的生物武器，以作为消灭对方实力的战争辅助手段。随着生物技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生物技术此类用途的担心是完全有必要的：生物技术有没有可能继核技术之后，成为下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某些特殊的生物技术是否应该像核技术一样，被列为严格监管的对象？
我认为，柴卫东先生对于转基因等生物技术投入高度的关注，大致也是基于上述几个理由。这是一种自觉的责任感。这本书所提到的涉及方方面面，虽说切入点是关于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内容，但是，由于有众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其中，因此，阅读起来并不枯燥。相反，让人有大开眼界的感觉。书中所提到的都是世界各地真实发生的事情。它们究竟是零散的、毫无关系地的，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的？读者可以自己判断。对于所谓“阴谋论”，人们可以不信。但是，不信不代表阴谋不存在。读者可以把这本书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也可以把它当成严肃思考的起点。这本书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关于世界某个领域的窗口。透过窗户看到的一切，每个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刘 仰 2010年11月18日于北京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写这样一本书，一本绝对“不务正业”的书。是责任感驱使我完成了这本书稿。
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人认为科学技术就等于进步，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福音，其实现实世界的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对工具本身的研究开发，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但是，政府和企业以及资本会影响科学家与工程师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则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和企业以及资本的意志，或者说，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
纵观人类历史，就其应用而言，科学技术从来都是双刃剑，它一方面造福人类，另一方面伤害人类。
炸药，既可以用于开山炸石、修路筑坝，也可以制造地雷炸弹，杀人毁物。
毒药，既可以杀灭害虫，也可以伤人、杀人。
细菌，既可以用来酿酒，也可以作为武器残害人类。
核技术，既可以为我们提供廉价的电能，也可以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武器。
疫苗和转基因种子技术，看起来似乎不太相干，但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
两者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
两者都是生物技术的前沿阵地；
两者都是问世不久的新技术，并被为数不多的跨国公司所垄断；
两者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但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
两者对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巨大的技术和社会风险。
疫苗关系到人们的健康，转基因种子关系到粮食从而影响人们的生存安全。两者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转基因种子和疫苗的推广者都声称这两种高科技是“造福全人类”的福音，并且不遗余力地以慈善、援助等面目出现。对此，我们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生物技术如果用做武器，其对人类的杀伤威力不亚于核爆炸。生物技术是造福我们的工具，抑或是杀人武器，其间的界限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基因武器则更加可怕，它完全可能成为种族灭绝的首选手段。
对于转基因种子与疫苗技术，我们不仅需要关心技术本身的特点，更需要关心这种技术掌握在谁的手里，需要知道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们会如何利用这种技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超市的副食品柜台上出现了“本品由非转基因原料榨制”的食用油。也不知道从什么开始，我们发现标注“非转基因”的食用油明显昂贵很多。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虎年伊始，《瞭望》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2010年第8期《中国人主粮的转基因悬疑》）引起了我的关注。搜罗了一下资料，一些现象的脉络变得清晰起来，其中隐藏的奥秘令我大吃一惊——我想到了“超限战”。若干年前那本名为《超限战》的书，给两位作者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据说美国人反应很强烈——对照美国人在粮食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超限战》所提出的东西实在是敦厚有余，残忍不足，为什么美国人却如此在意呢？
《朱子家训》告诉我们：“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超限战》只是揭了点皮毛，美国人已经高度重视、强烈反应，这证明美国人被戳到了痛处，也证明美国人需要通过隐蔽自己和转移世人注意力来麻痹世界人民的警惕。
而当今中国，有一些学者高唱“和平与发展”一类的“普世价值”，对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嗤之以鼻，嘲笑其为“阴谋论”，他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终将可以投入美国的怀抱，尽管条件是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和情感划清界限。
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高唱“我家大门常打开”的国家。
所以，突然间，中国的主粮要转基因了！
所以，突然间，中国要突击给亿万人注射神秘的疫苗了！
专家们西装革履、光彩照人地宣传着：转基因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是进步，转基因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质疑的声音几乎听不到。
我如饥似渴地寻找着转基因技术的好处，却惊讶地发现：有一种转基因玉米可以把男人的精子杀灭；有一种转基因的种子可以“自杀”；有一种转基因种子可以欺骗播种者；有一种转基因大豆可以让小白鼠中毒；转基因作物会产生基因污染让传统农作物种子灭绝；转基因棉花逼迫成千上万的印度棉农破产自杀……所有这一切，都与孟山都等转基因巨头公司有关，都与一个叫做《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的文件有关，都与一些以慈善家面目出现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有关。
2009年秋天，关于甲流的恐慌突然蔓延开来，一时间气氛紧张，许多中小学竟然关闭校门，让学生在家里通过网络上课了。据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据说，将有亿万人口注射甲流疫苗！如此重大的事件，实在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
恶补疫苗知识的结果，我发现了更多的疑问，产生了更大的忧虑。原来，疫苗可以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原来，欧洲国家订购的天量疫苗竟然不是给自己用的；原来，疫苗可以成为杀人的武器；原来，疫苗可以秘密地让人们绝育！而这一切，善良的人们甚至从来都没有过丝毫怀疑！
免费的疫苗和转基因种子都披着造福全人类的美丽面纱，但面纱后面隐藏着的东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但目前，大多数人对此尚不知情。孟加拉超过一半人口的饮用水被砒霜所污染，而事情的源头竟然是国际机构的“慈善”援助！类似的悲剧会在中国重演吗？
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是阳光、空气、水和粮食。对于现代人来说，还可以加上药物。目前阳光尚无人提出私有化、商品化的提议，但是呼吸税已经有人提出，所谓低碳经济也和空气的使用权有关，而这种权利是需要购买的。至于水和粮食，仅法国人就已经插手了我国数千万人口的自来水供水，国外生物技术公司已经控制了我国超过50%的蔬菜种子，而我国行将成为地球上第一个也是唯一允许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国家。据商务部网站2010年10月披露，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近日在《制药企业质量体系调研项目报告》中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市场，美国药企所占份额达到64％，而国内位列前10名的药企加起来，占整个市场的份额不足5％。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目前，进入我国的进口药品约有8000余种，主要来自辉瑞、阿斯利康、诺华、默克、强生、礼来等诸多国际一流药企。
如果我国的水、粮食、药物的全部或大部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面，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靠什么来保护呢？
于是，2010年春节前后，我度过了多个不眠之夜，坐在电脑前敲打着一行行的文字。
数易其稿，终于把书稿交到出版社手里了。长出一口气之余，心中更加忐忑不安。
我深知，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十分复杂，相对于这样的话题，本人的专业知识、社会阅历以及认识水平还十分有限，所掌握的资料更是为数不多。书中的论据力求准确，但限于能力、水平与时间限制仍恐有所疏漏，欢迎读者批评指正。至于书中论点，则是见仁见智，作者力求反映自己的认识水平，不求读者一致赞同，唯愿引发大家认真思考——毕竟这个话题可能涉及数十亿人口的生存前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自身及后代的安危。
作者不敢说书中内容尽善尽美，更不敢以真理代言人自居。其实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已经有朋友给本书内容贴上了“阴谋论”的标签。
关于阴谋论，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2010年10月，《环球时报》分别刊登了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一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剑涛教授的《中国人心态要远离“阴谋论”干扰》，其二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的《无视阴谋论是弱智者见识》。任剑涛教授的文章认为，“阴谋论”的盛行是人们对现代经济、社会、政治生活持有偏执狭隘态度的结果，这种不健康心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江涌博士则指出：近几十年来，西方用“自由”来清洗中国人的大脑，用“和平”来抽掉中国人的脊梁，用“民主”来搅乱中国人的脚步。如此，阶前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主流经济、社会“精英”可谓集体沦陷了，这些“智者”、“贵者”自己不识马，便曰天下无马；自己愚昧，就推理天下无知；自己脑残，就断言天下无谋。天真地认为经济在自由运行，社会在自我发展，国际在自在交往。一切任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然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的世界经济领域就是垄断资本，在“无政府”的国际关系领域就是美国强权。环球网10月19日就此展开了一场“你是否认为西方有针对中国的阴谋”的调查。截至10月20日13时，11536名受访网友参与投票讨论，其中有11179名网友表示，西方的确存在针对中国的“阴谋”，这一数字占投票总数的97%，只有3%的网友投票表示有不同意见。
从心底里，作者更希望书中的内容确实是杞人忧天——诚如是，甘愿为天下人笑柄而后快。
本书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书中观点仅反映本人的思想认识，不代表我所在单位以及任何机构和他人的观点。
柴卫东 2010年11月于北京
在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比尔·盖茨的大名。不过，本书不准备讨论作为电脑操作系统天才的比尔·盖茨，也不准备讨论作为创业家和企业家的比尔·盖茨，本书要讨论的是作为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比尔·盖茨。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3月9日宣布，本年度的联合国人口奖（联合国人口奖是1981年12月第36届联大通过决议设立的，以表彰那些为解决人口问题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机构。1983年，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钱信中曾获得该奖。）由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获得，颁奖仪式在6月初举行。
这条新闻中的任何一个关键字（联合国、人口、联合国人口奖、比尔·盖茨等）都引人注目，令人遐想。
比尔·盖茨作为多次荣登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的世界富豪，其创业奇迹让无数中国学子羡慕称奇，不少人都有做“中国比尔·盖茨”的梦想。有人崇拜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有人崇拜比尔·盖茨的才智。
比尔·盖茨的裸捐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当这位世界首富宣布将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的时候，俨然成了一些中国人心中的道德楷模，有人撰文感慨“比尔·盖茨的裸捐让多少人汗颜”，有人赞叹“崇拜比尔·盖茨有什么不好”，更有人惊呼“盖茨让中国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联合国人口基金把联合国人口奖颁给盖茨基金会显然是恰当的选择。2010年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盖茨夫妇宣布，今后10年将投入100亿美元（约合85亿欧元）用于疫苗研究和发放，以挽救更多发展中国家儿童的生命。盖茨说：“我们已投入45亿美元……今天我们宣布一个承诺，今后10年投入100亿美元用于疫苗研发。”
其实，在过去的10年，盖茨基金会已经投入了大约45亿美元用于疫苗的相关事务，并促成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创始成员就是盖茨基金会，其与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疫苗行业有密切关系。据称，全球免疫联盟的目标是为发展中国家的每一个新生婴儿接种疫苗。这个联盟借助公共机构和私人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早在1994年，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创办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该基金会声称其主要宗旨是促进全球卫生、教育、发展等领域的平等。该基金会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重要合作伙伴，曾多次为人口基金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到2006年，盖茨基金会资金高达346亿美元。同年，巴菲特以价值约300亿美元的股票加入盖茨基金会。这样，盖茨基金会每年的花销相当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预算。高度引人注目的是，2007年的时候，盖茨先生是世界首富，而投资大师巴菲特先生则名列全球富豪榜第二位。这颇让一些中国人惊呼“为富不仁”已经成为过去!
那么，荣获联合国人口奖的比尔·盖茨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针对第三世界的疫苗研究呢？
2010年2月18日，比尔·盖茨在美国加州长滩市举行的TED2010会议上做关于碳排放的演讲，题目是《创新到零》，在讲话开始后4分30秒的时候，他说道：“目前的世界人口有68亿，并且正在增加到90亿。现在，如果我们能在新型疫苗、卫生保健、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做一些真正出色的工作的话，我们也许能降低10%~15%的人口。”
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亮点是，盖茨先生公开提到了新型疫苗可作为一种降低世界人口的方法。盖茨先生轻松愉快地提出了要减少地球上9亿~亿的人口。
盖茨先生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疑问是，疫苗与降低世界人口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
暂且先保留着这个疑问，不妨再看看慈善家盖茨的其他善举。
2009年10月15日，盖茨基金会宣布，向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捐款亿美元。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成立于2006年9月，由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助。2008年英国的国际开发署加入资助。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任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据称，该联盟的使命是在非洲推行新的绿色革命，其核心是生物技术种子。
盖茨先生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疑问是，这个神奇的生物技术种子是怎么回事？
2008年3月，挪威首相斯图尔滕贝格出席了挪威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成立仪式，并称该种子库是诺亚方舟。参加仪式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先生称该种子库为冷冻的伊甸园。（详见http：//news.sina.com.cn/w/2008-02-27/073313482522s.shtml。）
距北极点约1000公里的斯瓦尔巴德种子库是一个120米长的岩石隧道，位于一座砂岩山下大约400英尺的地方。据称，成立该种子库的目的是保护农作物的多样性。
斯瓦尔巴德种子库，或称世界末日种子库的投资者包括：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孟山都公司、先正达基金会和挪威政府。
大家都知道，诺亚方舟是为了对付大洪水而建造的。盖茨先生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疑问是，这些非富即贵的先知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洪水使其动手修建了这个斯瓦尔巴德方舟呢？他们所看到的这场洪水，将由谁来制造呢？
比尔·盖茨先生退休以后变成了慈善家，他真的比以前过得更充实了，现在他关心的是人口问题和疫苗研制，同时他还是转基因种子的积极推广者，而且他还出钱参与修建了种子的“诺亚方舟”。
上述这三个问题有没有联系？仅仅是慈善家的善举？背后有没有别的故事？在继续阅读之前，您自己对这些问题有些什么看法？
基因是生物体的遗传功能单位，它在细胞核染色体上占据特定的位置，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基因本质上是一种化学物质，叫做脱氧核糖核酸（DNA），DNA经常是两条呈螺旋状盘绕的长链聚合体，俗称“DNA双螺旋结构”。DNA长链聚合体的基本单位是脱氧核苷酸，它由碱基、脱氧核糖以及磷酸根组成。一个生物体全部的基因都散布在DNA长链上，一个基因在DNA链上的跨度从几百对脱氧核苷酸（或直接用碱基对，简称bp）到几百万个碱基对，统计结果表明每个基因的平均长度为3000bp。人类的DNA总长度为亿碱基对，而全部万多个基因占DNA长链长度不足2%，而且成簇分布。其余98%的DNA序列被认为没有编码功能。
基因组一般指某种生物体细胞核内染色体和核外线粒体或叶绿体上所有DNA的综合。所谓基因组DNA全序列测定，就是把A（腺嘌呤）、G（鸟嘌呤）、C（胞嘧啶）、T（胸腺嘧啶）四种核苷酸的排列次序逐个弄清楚。以人类基因组为例，如果把人类基因组序列印成书，每页1万个字母，这本书将超过30万页。而科学家们能够看懂的只是某些零散的句子和段落，不足全书内容的万分之一。
转基因植物的培育过程
植物转基因技术是通过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将从动物、植物及微生物中分离的目的基因整合到植物基因组中，使之正确表达和稳定遗传并且赋予受体植物预期性状的一种生物技术方法。通过植物转基因技术，一些来自于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的基因（将来甚至可能包括人造基因）已被转化到农作物中以改良现有的农作物和培育新的农作物品种。以DNA重组技术为基础的植物转基因技术极大地扩展了基因信息的来源，打破了远缘物种间自身保持遗传稳定性的屏障。
目标基因，也就是所研究的基因对象通常被称为“靶基因”，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基因数据库2006年公布的数据，靶基因数量达300多万种。
目前已经有多种方法把外源基因导入植物，但是，从技术上说，人类还无法将转基因整合到指定的位置上，即无法做到定点整合，其后果是引起受体生物内源DNA不同程度的突变，包括DNA碱基的变化、重复、缺失、移位和重排等不希望出现的负面结果，进而可能出现转基因生物个体的畸形或死亡，有些不正常生理状态在个体发育的后期才开始出现，其对遗传的影响更是无法在一代个体评估。
转基因的风险
对于转基因带来的风险，“疯牛病”可以给我们一定的警示。因为现今科技发展水平有限，人类对基因的活动方式了解还不够透彻，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控制基因重组后的结果。因此，人为地用基因技术改变生物会打破生态平衡，所使用的DNA可能取自一些携带病毒、细菌或抗生素的动植物，可能引发出许多不知名的疾病。例如近年来席卷西欧各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和政治恐慌，并且至今仍纠缠不休的“疯牛病”。起初人们认为将动物骨粉和脏器经过高温消毒后作为畜用饲料是安全无害的，但若干年后突然冒出一种不受核酸控制、不怕高温灭菌、可以传染的“疯牛病”蛋白质因子，导致多人死亡。“疯牛病”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生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说明人类现在对生物的认识还很不全面，如果在短期内没有翔实的证据证实某种因素不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那么以后的某个时期它就非常有可能突然造成一些无法预料的灾难性的后果。
转基因生物是原来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特殊外来种，是人为打破生物进化的进程，利用生物技术在几年、几个月甚至几个小时达到自然界上千年甚至上万年才能完成的进化，把中间进化的过程全给省略而制造出来的物种。转基因技术对动物、植物、微生物甚至人的基因进行相互转移，转基因生物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界、门的概念，具有普通物种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征，若释放到环境中，会改变物种间的竞争关系，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导致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般来说，普通自然界存在的外来种进入新的生态环境，对生态环境或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威胁或危险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有时需要1~2代人或更长的时间。而人类生产的转基因生物，其商品化生产最久的也还不到1代人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有多种转基因生物已表现出相当显著的危害和风险。转基因生物对原有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打保票的行为，都是荒唐的伪科学。仅转基因植物在野外大量种植所引发的一系列生物安全事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1.转基因油菜在加拿大失去控制
抗除草剂转基因油菜中的抗除草剂基因（目的基因和外源性基因）可以通过“基因漂流”或“基因逃逸”，特别是通过昆虫或风力作为媒介传播花粉，在一次杂交、一次回交的过程中转到其野生近缘种中，从而出现“基因污染”，危及生物多样性安全。在加拿大等国发现了一种含有由抗草甘膦、抗固杀草（草铵膦）和抗咪唑啉类除草剂等三种转基因堆积而成的“广谱抗除草剂基因”（HT基因）的canola油菜，它是不同耐除草剂转基因品种间基因多重交流而自生异交的结果。这种多抗性怪异油菜的种子爆荚，体眠期长，种子很小，硬而光滑，可随风传播到相当远（800米以外）的距离，很容易造成“基因污染”和扩散，而且一般除草剂对其无可奈何。基因污染是比化学物质污染更难以对付的污染，因为化学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降解，但是转基因不行，转基因污染不像化学污染那样在短期内可以消失。
2.抗虫和抗病类转基因植物对环境中许多有益生物的不利影响
苏云金芽孢杆菌（Bt）是一种能够产生杀虫晶体蛋白（ICPs）的常见土壤细菌，于是人们从Bt中分离出合成ICPs的编码基因，经修饰改造后导入植物细胞，使其自身产生ICPs而有了耐虫性，目前已经获得了棉花、玉米、马铃薯、烟草、水稻、番茄等40多种高剂量表达ICPs的基因改造生物（GMO）。然而，由于Bt—GMO不能区分靶标昆虫和非靶标昆虫，故Bt—GMO除对靶标昆虫致毒外，对非靶标昆虫也有害，对天敌以及土壤生态系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99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等在《自然》上发表了一篇Bt转基因植物对昆虫的影响的报道，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他们在实验室中用加有Bt转基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来喂饲大斑蝶幼虫，结果大斑蝶幼虫第二天死亡10％以上，4天后死亡44％，而对照组（喂饲加普通玉米花粉或不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全部存活。此外，对加有Bt转基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摄取量小的幼虫生长缓慢，重量只有喂饲无玉米花粉马利筋叶片幼虫的一半。由此可见，Bt转基因植物确实能对非目标生物产生影响。Bt转基因玉米对大斑蝶物种生存的威胁轰动美国，也波及全球，在《自然》报道之后，欧盟即宣布禁止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进口。Bt—GMO除了对非靶标昆虫有害，还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自然》上还有一报告，其中研究者称他们种下Bt转基因玉米25天后，Bt毒素通过根部渗出物进入了周围的土壤，且保持了很强的活性，仍能杀虫。研究人员认为，渗入土壤的毒素可能助长一些害虫对杀虫剂产生抗药性，对土壤生态环境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3.转基因可能退化
转基因作物本身的稳定性存在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9月30日报道，江苏省转基因棉推广进入第5个年头后，曾因转基因“优势”而产生的“增量”随时间延长被消耗殆尽，转基因棉花退化于2009年集中爆发，除了产量下降外，其质量也出现了严重下降，表现尚不如普通棉。
此外，转基因生物产品作为商品对人体健康可能带来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转基因生物作为食品进入人体，很有可能出现某些毒理作用和过敏反应。德国报道过转基因猪的情况，转基因猪虽然比正常猪大一倍，出肉量也多一倍，但都百病缠身，患有胃肿瘤、肺炎、心力衰竭和关节畸形，因此人食用后也存在患病的可能。人食用转入生长激素类基因的动物可能对人体生长发育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一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和监测出来。另外，转基因微生物可能与其他生物交换遗传物质，产生新的有害生物或增强有害生物的危害性，最终引起疾病的流行。
转基因食品（Genetcally Modified Foods，GMF）的安全性是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GMO）安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影响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第一因素。转基因食品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转基因食品中基因修饰的营养学、毒理学变化和过敏反应，新基因的编码过程造成现有基因产物水平的改变，新基因或现有基因产物水平改变对作物新陈代谢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基因改变可能导致基因突变。具体来讲，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忧主要有：
①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是否有毒?
②转基因食品是否会造成过敏反应?
③转基因食品中的标记基因对于人体来说会不会有危险?
④一些抗性基因是否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内而影响人体健康?
⑤外源性目的基因转入移植后是否会产生新的有害遗传性状或不利于健康的因素?
⑥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生殖遗传是否有影响，有什么影响?
⑦所有这些安全性问题要通过哪些实验与评估才能充分证明其安全性是可靠而有效的?
目前还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足以排除人们的这些担忧。特别是很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试验都是由生物公司自己做的，缺乏足够的公正性、客观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更何况试验和商品生产的间隔时间还太短，暴露生物安全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尚不够长，在人类遗传变异等问题上还必须对其后代追踪观察。因此，对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还很难做出肯定的结论，至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后代遗传的影响更是无法回答。总之，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实质等同”原则的具体分析
“实质等同”原则是说，若某一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则认为是安全的；若某一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除引入的新性状外具有实质等同性，则需进行严格的安全性状评价，包括对转基因产物的结构、功能和专一性的评价及由转基因产物催化产生的其他物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或小分子化合物）的安全性如何；若某一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不具有实质等同性，则应从营养性和安全性角度进行全面分析。
但是199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评论认为，“实质等同”概念事实上是为了能对转基因食品做生化和毒理学检验而创造出的一个理由，从而具有天然的反科学性。欧洲消费者联盟（BEUC）认为，“实质等同”对于消费者是一个有争议和易于引起误导的术语，它损害消费者权益，不应该在法规决策过程中使用。他们认为关键是要系统地检测GMO组成的意外改变，因为这些改变可能与毒理学、免疫学和营养学有关，是GMO的核心课题，也是对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的焦点，而“实质等同”掩盖矛盾，侵害消费者权益。“实质等同”似乎颇合理，却常常掩饰了很多严重的潜在的危害与隐患，使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完全或受蒙蔽的状态，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事实表明，从1993年以来，在“实质等同”概念的掩饰下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基因事件，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以及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和无法挽救的危害。
基于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目前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基本上采取抵制措施。如麦当劳、汉堡王、品客等众多食品公司抵制转基因马铃薯，美国市场普遍不接受转基因马铃薯；欧洲市场的主要零售商和食品制造商，如家乐福、沃尔玛、雀巢、联合利华、亨氏等都积极支持抵制GMO食品；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对GMO实行严格管制，并坚决执行标签制度，在市场体现“事先知情同意”原则，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由于欧洲人对GMO的抵制，美国出口到欧洲的玉米从1996年的亿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180万美元。
尽管孟山都等生物科技公司巨头信誓旦旦地要用转基因种子造福全人类，但是，转基因种子显然还没有得到全人类的信任。
非洲
2002年，南部非洲旱灾面积广泛，随着灾情的发展，粮食库存几近枯竭，粮价飞涨，威胁着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收到国际社会的粮食和现金捐助承诺已达１.２８亿美元，其中英国２８４０万美元，美国９８００万美元。美国承诺援助的粮食约５０万吨，占南部非洲缺粮数额的一半。其中１０万吨已经运抵当地。但由于美国援助的玉米没有标明是非转基因玉米，而津巴布韦等国家的法律禁止进口转基因食品，这些粮食被拒绝进入。津巴布韦一再表示不能放弃接受美国转基因玉米的条件，即转基因粮食进口之前，必须经过加工（磨成粉），并且必须有转基因标识。马拉维、赞比亚和莫桑比克政府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作出这一决定显然需要政治勇气，因为南部非洲当时正处在严重的粮食危机之中。
这些处于饥荒威胁之中的南部非洲国家为什么宁可缺粮，也不要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出于对本国人民健康的考虑，因为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还是未知数；其次是为了防止转基因玉米传入后被作为种子，破坏非洲国家传统的玉米物种，威胁非洲国家的食品安全；再次，担心转基因作物对其他植物基因有破坏性，影响生态平衡；还有，转基因玉米如果用作饲料，将会威胁南部非洲国家对欧洲的牛肉出口市场。
印度
2003年，印度政府拒绝进口1000吨美国大豆—玉米混合物，因为它可能含有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的转基因食品，而且也没有经过充分的测试。
2010年2月9日，印度政府表示，不能给本国转基因经济作物办商业种植许可证，理由是目前并不清楚这种技术是否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环境部长嘉里兰·拉麦什9日签署了一份声明，强调他已经对利用转基因技术抵御虫害的茄子生产发布了禁止令，在进一步检测这项技术的成熟性和有无健康隐患后，才能做出重新生产的决定。
印度反绿色革命先锋人物席娃博士则形容，这波新的转基因种子是经济强权对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手段之一。曾经痛斥绿色革命“偷走了我们印度祖先种子”的席娃认为，30年来，诸如美国的孟山都、瑞士的诺华和德国的艾格福等农产品企业，靠种子专利权牟取大量暴利，现在又宣传只有转基因种子方能解决未来粮食问题，其野心已是昭然若揭。
欧洲
2008年4月9日，欧盟委员会采取一项紧急措施，要求来自中国的进口水稻和相关产品都要出具不是转基因Bt63的证明。这一决议是由于2006~2007年间在欧盟市场上发现中国水稻产品含有未经授权的转基因水稻后做出的。委员会称，尽管中国权威部门已经宣布了早期检测结果，但有关Bt63的警告直到2009年才报道。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从2008年4月15日起，凡是来自中国或经由中国托运的水稻，必须提供由官方或认证实验室出具的证明产品不含Bt36的原始分析报告，否则不能进入欧盟市场。这一措施还要求成员国进行相应的检测，包括对进口的水稻产品进行随机抽样分析。
2009年12月２２日，法国生物技术高等委员会（HCB）宣称，该机构经过研究认定，种植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一表态使得法国取消转基因玉米的种植禁令更加遥遥无期。
ＨＣＢ当天发表公报说，经济、伦理与社会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认为，种植ＭＯN８１０型转基因玉米的不利因素要超过有利条件；科学委员会则表示，由于缺乏试验田和实验室数据，欧洲食品安全局至今仍无法对一些疑问进行解答。
2004年，有个标志性的案例。案中的27名抗议者（包括绿色和平的执行董事彼得·梅尔切特爵士）将位于英国诺福克的一片转基因玉米田夷为平地。被告对转基因生物污染的严重威胁提出极具说服力的抗辩，法官在总结中表示，被告的举动应该被视为“合法的污染控制”，判定抗议者无罪。（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0ixe8.html。）
2008年上半年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称，是年的粮食暴涨，至少有75%的原因直接与美欧将大片农田种植物用作燃料有关。对此，《粮食危机》作者恩道尔认为：肇始于美国的“生物燃料革命”，只是这场粮食危机的引爆器，而祸根潜藏已久。
全球粮价飙升，人们陷入粮食恐慌之中。这正是美国嘉吉谷物公司、ADM公司、邦基公司等实力强大的粮食“卡特尔”们所愿意看到的。他们也正在借被操纵的粮食价格恐慌来佐证，转基因粮食是唯一应对全球粮食短缺的方法。
其实，这是转基因寡头在用粮食短缺的表象来恐吓世界各国接受转基因种子。这种恐吓在推广疫苗的过程中也屡试不爽。
美国扩散转基因种子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人类提供更多、更好的粮食，而是为了控制全世界。
1999~2007年的研究显示，转基因大豆的产量比非转基因大豆低4%~12%，转基因玉米与传统玉米的产量相比，大抵相同或低12%。而根据印度的记录，转基因棉花歉收高达100%。但是由于孟山都等巨头掌握了媒体资源，公众很少能够注意到真相。
转基因农业的历史和阿根廷的“大豆革命”，是一个国家在“进步”的名义下全面失去粮食自给能力的典型案例。（［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胡钰、旷野、刘淳译：《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粮食自给有余，人民不知道什么是营养不良。1970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
1989年后，按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梅内姆的经济计划大力推进激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并且在医疗卫生、教育和工业等各个领域废除了此前精心制定的国家管制。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私有化浪潮，范围从国有电信公司到国营石油垄断企业，甚至包括国家社保基金。一时间，腐败猖獗。通过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梅内姆的亲信们成了亿万富翁。
1991年梅内姆政府成立了一个伪科学的“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发放转基因作物实验许可证，他们共为玉米、向日葵、棉花、小麦，尤其是大豆实验发放了至少569张田间实验的许可证。对于梅内姆政府和这个委员会在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上所拥有的自由裁判权，公众也毫无争议。
委员会总是秘密碰头，讨论结果也从未公之于众。它只是充当了转基因种子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这毫不奇怪，因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孟山都、先正达、陶氏益农等转基因生物巨头。
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很快，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最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
1998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由1970年的5%上升到30%。
2002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上升为51%。
1998~2003年，阿根廷的奶牛农场减少了一半。阿根廷不得不以比国内高得多的价格从乌拉圭进口牛奶。这在其历史上是第一次。
到2004年，阿根廷所有农业用地的48%被用于种植大豆，其中90%～97%种植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毫无控制的转基因实验场。
同样是2004年，尽管阿根廷国内法律并不保护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但孟山都还是利用垄断地位强迫阿根廷农民通过阿根廷农业部管理的“技术补偿基金”支付其种子专利费。
2004年，转基因大豆已经在阿根廷全国扩散开来，使用的种子都需要依靠孟山都的农达农药。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把农民彻底控制起来供自己奴役，孟山都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商业公司能力范围，足以匹敌国家战略！
造成阿根廷如此困境的责任者，已经无法追究，而这种不可逆的进程，完全是按照转基因大佬的计划实施的。
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高级神经活动和神经生理研究所科学家伊琳娜·艾尔马科娃博士研究发现，食用转基因大豆的老鼠，其幼鼠一半以上在出生后头三个星期死亡，是没有食用转基因大豆老鼠死亡率的6倍，产生严重不足的情况也高出6倍。
2008年11月11日奥地利政府发布最新科学研究结果，首次证实转基因玉米会导致小白鼠繁殖能力下降。此项研究由奥地利健康部和农业与环境部共同发起并资助，维也纳大学兽医学教授Juergen Zentek主持完成。研究结果显示，在长达20周以上的持续喂养评估实验中，被喂养饲料中含33％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从第三代开始，后代的体重、体长和数量都明显减少。该研究所用材料为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NK603（抗除草剂）和MON810（Bt抗虫）的杂交品种，在阿根廷、日本、菲律宾和南非等国家已通过生物安全审批。恐怖的是，早在2004年和2005年，中国已经分别批准进口这两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
在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的支持下，法国科学家发现孟山都公司的安全性实验在实验方法上有严重缺陷。尽管如此，按照孟山都的实验方法，得出的数据显示，孟山都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小鼠的肝、肾功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孟山都则极力隐藏这些结果。
法国科学家还发现孟山都以及其他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研发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也有极强的毒性，这些除草剂和杀虫剂一般与特定的转基因作物配合使用，在杀灭杂草和害虫的同时，转基因作物则不受影响，而它们的毒性足以对孕妇腹中的胎儿造成伤害。
从上述报道看，转基因玉米含有某种攻击哺乳动物繁殖能力的成分！
这些现象在我国也已出现，这样的接轨真的令人不寒而栗！
2010年9月21日，《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记者金微、于胜楠采写的新闻《老鼠不见了——山西、吉林动物异常现象调查》。该调查披露，山西晋中种植了先玉335玉米的地方，大老鼠基本绝迹，剩下的一些小老鼠也是呆头呆脑，狗能够轻易逮住这些小老鼠。怀仁村、王郝村、杨村等村的村民都证实“老鼠变少了”。
吉林省榆树市秀水镇苏家村最近三年以来，庄稼地里的老鼠突然没了，当地农民反映：“以前那些老鼠专门啃玉米棒，要放很多老鼠药，现在根本都不用放老鼠药了。”
从5月到8月，记者几次在晋中和榆树附近的农村走访，调查老鼠变少的情况，却发现了当地另外的怪事：母猪产子少了，不育、假孕、流产的情况比较多。有些生下来的小猪，看起来很健康，但生下来没过多久也死了。
地处吉林省榆树市西北部的弓棚镇，是全国闻名的生猪集散地。当记者7月底到该镇调查时，发现这里很多村子的养猪业已经变得萧条。
记者还在晋中发现了羊和狗出现异常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动物出现了让人不解的异常？
对于猪的异常，榆树兴源种猪繁育场场主赵万胜认为是因为吃了霉变的玉米。霉变玉米会导致猪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可能会导致猪发情晚、流产、死胎等现象。
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食品与营养委员会高级项目主任安·雅克婷博士则分析，猪的生产出现问题，是因为它们食用了感染玉米赤霉烯酮（一种霉菌毒素）的玉米。她称，很多环境都会为玉米中的这种霉菌滋长提供最佳时机，比如，在收割或运输过程中保温不当等。除此之外，当玉米被害虫咬过也会感染一种叫镰刀霉的霉菌。这些霉菌会导致猪生殖系统的紊乱，如早产、流产、死胎和发情周期异常。
不过，生猪养殖户们并不认同这些分析。他们告诉记者，自己用来喂猪的玉米并没有发霉，而且不可能四五年都发霉。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的阳谷县兽医贺裕在当地行医几十年，如今他已70多岁。他说，从2009年开始，他注意到该县猪流产、死胎的现象比以往增多，最近他连续接待了几位求助的农民。贺裕说：“猪出现这些情况一般是因为玉米发霉、细菌感染，或农药中毒引起，治疗这些病时需要对症下药。但是，农民反映他们的玉米并没有发霉、而且也没有发生中毒等情况。”这让贺裕感到困惑，对于未知原因引起的流产和死胎现象，他无法治疗。贺裕向记者透露，向他求助的农民都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家里种了先玉335玉米。
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几乎都吃过同一种玉米——先玉335。
在记者调查的所有养猪户中，他们均表示，自从家里种了先玉335玉米，这些玉米就成了猪饲料。而猪出现异常，也都是在以这些玉米为饲料之后。
晋中的羊虽然不是直接吃的先玉335，但是主要饲料是当地用玉米做完醋后的玉米渣，就是当地俗称的“醋糟”。
在记者走访的晋中和榆树的农村，先玉335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刘旻告诉记者，正是在种植了这种玉米后，他发现老鼠逐渐减少了。
记者在弓棚镇新农村9村采访时，发现了一家母猪没有出现异常的养殖户。她从去年开始养母猪，目前保持十几头的规模，她称家里的母猪一般都有12头的产子率。记者特地问到了猪的饲料问题，这位养殖户介绍，她喂的是自家种的玉米，主要是国产的“信誉1”，她没有种过先玉335。
“农民的观察也往往高于科学家的发现，许多线索更依靠农民提供，而学者经常在实验室里。实验室里的一些数据相对于现实问题是显得苍白的。”对于刘旻的怀疑，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认为，暂时虽不能完全肯定先玉335是转基因玉米，但是从种种迹象看，这个玉米可能是“有些手脚的”。
在世界多个国家的转基因动物实验中，都发现了与晋中和榆树地区类似的动物异常现象。其中，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卫生部等部门发表的文献说明了世界各地由于使用转基因饲料出现异常的案例，包括内脏发生异常的老鼠，假孕或不育的猪和非正常死亡的母牛。行业组织报告还说，英国市场出现转基因大豆食品后，居民的过敏症上升了50％，巴西也出现同样状况。报告称，这些异常是“审核转基因食品产品的时候所没发现的”。
那么，先玉335是转基因玉米吗？根据中国农业部门的公告，先玉335是美国先锋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其母本为PH6WC，父本为PH4CV，均为先锋公司自育。
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称，先玉335“不含有转基因成分，该品种在审定过程中经过严格的审查，为非转基因玉米新品种”。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官方网站（）上记录着关于PH4CV的信息。
PH4CV的类别编号包括“800/302”。在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中，“302”即指“基因修饰”。长长的专利资料文件显示，PH4CV的开发包括了使用BT和HT转基因技术——这是用于商业化大宗农作物的仅有的两类转基因技术。
美国农业部在核准PH4CV品种的公告中指出，该品种的种植必须遵循“农作物保护法”的要求。例如，种子必须是新的、成分稳定的同代同样品种，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子代作为种子使用；对转基因作物种植的要求包括“避难所”种植（在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农田里用一定比例的农田种植非转基因玉米，通常该比例为20％或更多），必须有农田生态及环境等各方面的跟踪监护。
对转基因问题非常关心的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顾秀林认为，转过一次基因以后的作物不论经过多少代自交，然后再做多少次杂交，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杂交品种，而是转基因品种。如果先玉335是转过基因的，那么中国一些以先玉335为父本或母本延伸开发的玉米品种H1588和T88等，也必须作为转基因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品种来管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山西、吉林等地的各种动物异常反应就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世界各地独立试验均揭示转基因食品喂养动物会出现肾脏和肝脏损害、生殖系统出问题、免疫功能不正常，而这种大面积多地区类似的异常反应也绝非仅仅是环境因素改变形成的，这意味着转基因玉米正在我国进行着实实在在的非模拟检验。”一位业内人士说。
如果转基因作物能够破坏哺乳动物的生殖能力，那么需要一代、两代，甚至多代样本才能显现，猪和老鼠的繁殖周期很短，后果很快能够观察到，而人类繁殖一代需要20年到30年，转基因食品对人的影响后果在短期内是无法观察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强行推广转基因作物呢？
尽管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所有借口都被证明是谎言，但小布什仍然像天使般清纯地宣布：“我们在伊拉克的原因，就是为了播撒民主的种子，这样它就会在那里生根开花，并扩展到整个极权主义地区。”
当小布什讲到播撒“民主的种子”时，善良的人们很少会意识到，他脑子里想的是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
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开始在伊拉克全国推广其转基因农作物。通过美国占领当局颁布的新法律，给予植物品种专利所有者在伊拉克农业中使用其种子的绝对权利，而这些专利的所有者都是美国跨国公司。伊拉克农民要选择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就必须与持有专利的美国种子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协议，任何留存种子和再次播种都是违法的。在这种法律体系的保护下，伊拉克逐渐被改造为转基因作物的大实验室，孟山都、杜邦等公司已控制了伊拉克的粮食生产和市场。在整个进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充当了重要角色。
《凤凰城商业期刊》上的文章说：“为了支持伊拉克，共开发了六种小麦种子。三种将用于让农民种植制作通心粉的小麦；另外三个品种将用于种植制作面包的小麦。”这意味着，2004年后美国在伊拉克发展的谷类作物中有一半是为了出口。这表明，布雷默颁布《第81号命令》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给饱受战争创伤、饥肠辘辘的2500万伊拉克人生产粮食，不如说是建立将转基因种子用于粮食生产并向全球市场出口的工业化农业产业。
在侵占伊拉克以后，联军当局制定了整整100条规则，而与孟山都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第81号命令》，该规则主要与保护植物品种及其生产工艺的专利有关。按照该规则，种子专利的有效期自申请开始到失效的年限被定为20年。
这套新法令的实施，直接导致了自主“播种”的终结。
自从《第81号命令》公布后，美国农业部免费向伊拉克的国内市场投放了数以千吨的享受美国农业补贴的种子，而不对外透露这些种子是否属于转基因产品。
饱受战乱的伊拉克，在走出了萨达姆的统治之后，却又走进了一个新的统治制度——一个由粮食跨国公司构建起来的“农奴制”制度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农民不需要有任何想法，他们只需要每年向公司购买种子，并替公司种植就可以了。
在阿富汗，由美国政府领导的美国开发署曾增派飞机向阿富汗境内的毒品种植区大量喷洒除草剂，这种除草剂正是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草甘磷。这种化学除草剂在杀死毒品植物的同时，也一并杀掉了所在区域的传统粮食作物以及这些土地上的所有昆虫（包括有益的昆虫与有害的昆虫）——除了转基因抗农达种子。
显然，在伊拉克与阿富汗被美国军队占领后，孟山都等粮食巨头扮演了种子垄断者的角色。垄断过程为：首先，美国政府通过战争对伊拉克与阿富汗实现了军事占领；其次，孟山都等世界性的跨国公司进入这些国家从事大规模的营销活动；最终，伊拉克与阿富汗的粮食生产体系被孟山都等跨国公司与美国政府共同控制。
伊拉克曾经有一个国家种子库，已毁于战火。这件事也很蹊跷，国家种子库怎么会是战争打击的军事目标？伊拉克战前在邻国叙利亚还建立了一个备份种子库，由位于叙利亚的阿勒颇的“国际旱地农业研究中心”管理。这个机构应该为战后的伊拉克农民提供种子，但是，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不允许这样做。他们要把伊拉克的农业导向“现代化”，把传统的多样化家庭式种植、自留种子的方式，改造成面向“世界市场”的美国式的商业化农业。①
按照布雷默的《第81号命令》，如果国际大公司开发出一种能抗御某种伊拉克害虫的新品种种子，而同时一个伊拉克农民正在种植另一种具有同样抵抗力的种子，那么这位农民留存自己的种子就是非法的。
《第81号命令》一发布，美国国际开发署就通过美国农业部为伊拉克提供了数千吨美国的、有补贴的“高质量合格的小麦”，免费分发给困境中的伊拉克农民。对转基因种子和植物专利持批判态度的非政府组织“粮食”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国际开发署不允许独立的科学家确定这些小麦是不是转基因小麦！后来有过多种渠道的零星报道，证实美国送到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小麦，就是转过基因的小麦。②
不论中国是否真的把转基因的水稻商业化，以小麦为主食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永远也不会去吃转了基因的小麦。美国“创造”出来的转基因小麦是给别人吃的。给谁？给没有力量抵制美国的，或者饱受天灾人祸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转基因小麦虽然没有正式进行商业化种植，但是试种出来的那些，看来一点都没有浪费。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粮食生产体系，通过转基因的小麦，已经被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稳稳地掌控在手心里了。③
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创建于1901年，早在20世纪20年
①②③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8d2520100i4yk.html。
代，孟山都公司就已经凭借糖精和阿司匹林等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宝洁公司前总裁约翰·亨利在1972年对孟山都实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公司的业务从化工领域转入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1981年，分子生物学小组的成立，标志着生物技术最终成为公司的战略核心。1982年，孟山都的科学家们取得了生物技术领域的巨大突破，他们运用人工技术改变了植物细胞的基因。
2002年，孟山都公司成为一家地地道道的农业技术公司，其核心竞争力主要是转基因产品，其他强项还包括除草剂、农用化工、医药、甜味剂以及食品添加剂等多种产品。孟山都公司的农达除草剂、抗玉米螟虫的保丰玉米、抗农达除草剂的大豆和棉花在全球占有巨大市场份额。2009年，公司拥有90多亿美元的资产，在全世界拥有21700名员工，并在2008年创收亿美元，其中净收入达到亿美元。
孟山都的业务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及地区，孟山都公司在整个美洲与东欧各国的影响力尤为强大。
橙剂后传——可以向美国老兵赔钱，但决不认罪
在转基因方面的四大全球性玩家当中，有三个是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引人关注。但更令人关注的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提供军用化学品方面，它们与五角大楼绑在一起，包括向美国军方提供在越南使用的凝固汽油和臭名昭著的植物落叶剂——橙剂。
有报告称：“从1962年到1970年，美国军队在越南喷洒了7200万升除草剂，其中大部分是橙剂。超过100万越南人和10万美国和盟军部队暴露于这种喷洒之下。”
孟山都公司是美国军队橙剂的主要供应商。孟山都生产的橙剂所含二恶英要比陶氏化学公司生产的橙剂高很多倍，陶氏化学公司是用于越南的橙剂的另一家主要供应商。二恶英是人类已知的最剧毒的化学物之一，允许的含量是以万亿分之几计算的，理想的含量是零。孟山都生产的橙剂与其他的二恶英相比，更具致命性。美国国内使用的三氯苯酚的二恶英含量在百万分之零点零五左右，而运往越南的高达百万分之五十，也就是说，比正常值高1000倍。
喷洒橙剂的做法到1971年才停止，在喷洒过橙剂的地区，约有5万越南儿童天生就是“令人恐怖的畸形儿”（见图1-1）。在当时，对孟山都的化学品事业部来说，这是十分赚钱的买卖。
图1-1橙剂造成的畸形儿
1999年，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CBC播出了对美国政府环境保护署的环境化学家凯特·詹金斯博士所作的一次采访。在谈到孟山都面对美国老兵因暴露于橙剂中受到二恶英毒害而提起的诉讼时，詹金斯指出：“孟山都非常担心受到越战老兵起诉的影响。因此，他们对这些诉讼十分担忧。在越战老兵起诉的过程中，孟山都发布新闻稿说，他们的研究表明，二恶英根本就不是致癌的原因。这些研究的经费是孟山都给的。其目的是拒绝对越战老兵所患癌症及他们孩子的生育缺陷给予赔偿。当你因暴露于二恶英中而起诉一家化学公司时，你在法庭里是赢不了的……我是个化学家，从1979年开始就在环境保护署作环境科学研究。我能看到孟山都聘请的那些科学家的报告。至于我对这些研究的评价，我会用这么一个字眼——受到了操控。他们设计的实验得出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被假定为未受二恶英影响的人口，实际上受到了影响。某些关键性的癌症病例也由于伪造的理由而被排除在孟山都的研究之外。”
由于公开了这些事实，詹金斯被调到了环保局的另一个部门，而且受到了两年多的骚扰。
在历经多年漫长而艰辛的诉讼之后，1984年孟山都、陶氏化学和其他橙剂制造商向一个美军老兵基金会支付了亿美元，但他们拒绝认罪。十多年以后，对于受橙剂毒害的越南人，这些公司连一个子儿也没给。
孟山都的一个电话，揭示了什么是学术自由
1998年8月，普兹泰博士应邀在收视率很高的ITV节目《行动中的世界》中简述他的研究成果时所说的那番话足以让世人震惊。他告诉观众：“有人向我们保证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我们可以随时食用转基因食品，也必须随时食用转基因食品。目前来看，转基因食品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危害。”然后，他向数百万观众提出了警告，“但是作为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家，我认为把人类当做小白鼠一样来做实验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应该到实验室去找小白鼠。”
普兹泰简短地陈述道：“食用转基因马铃薯的影响是轻微的生长缺陷，它对免疫系统也有影响。试验用鼠在食用转基因马铃薯110天后免疫机能有些减退。”他个人评论道：“如果是我，在得到与我们针对转基因马铃薯所做的实验可比较的科学证据之前，我是绝对不会食用转基因食品的。”
普兹泰的老板詹姆斯教授的第一反应是对普兹泰的表现给予高度赞赏。按照詹姆斯的决定，研究所甚至发布了基于普兹泰发现的新闻通稿，强调“一系列严谨认真的研究都印证了普兹泰博士的担忧”。
然而，这个象征意义的支持突然停止了。在48小时内，这位68岁的研究员接到通知说他的合同不会续签了。他和他的夫人——一位同样为罗威特研究所工作了13年的很有威望的研究员——一起卷铺盖走人了。而且，普兹泰被告知不得向媒体透露任何关于他的研究的信息，否则会连养老金也保不住。他的研究论文都被没收并束之高阁，研究所不许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成员交流，否则将诉诸法律。这支研究团队也随之解散了，他的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都被更换了。
五年后，普兹泰才搞清楚他在电视上露面48小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细节，他的发现揭示了转基因农作物政治的阴暗面。
普兹泰在罗威特研究所的几个已经退休（因此不怕丢掉饭碗）的同事私下告诉普兹泰，詹姆斯所长曾经两次接到布莱尔首相亲自打来的电话。布莱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一定要让普兹泰闭嘴。
詹姆斯害怕失去国家的财政支持及发生其他更糟糕的事情，决定让普兹泰作为牺牲品。然而，这个关系链条并没有到布莱尔就停止了。普兹泰还听说布莱尔最初是接到了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打来的一个警告电话。
布莱尔当时正在积极推广转基因作物，其目的是为他1997年名为“重塑不列颠”的竞选活动铺路。英国人都知道，克林顿一开始就让布莱尔相信转基因植物将是通向新的农业工业化革命的必由之路。
克林顿政府当时正斥资数十亿美元推广转基因作物，将它作为引领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技术。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物技术转基因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股市上扶摇直上。克林顿绝不会允许苏格兰的某个科学家破坏他的计划。显然，克林顿的好朋友布莱尔也不允许。
普兹泰的前同事罗伯特·奥斯科夫教授（一位在罗威特研究所工作了33年的著名营养学家）告诉普兹泰，一位罗威特研究所资深的同事告诉他，要求解雇普兹泰的第一个电话是孟山都打来的。
孟山都把“普兹泰这个麻烦”告诉了克林顿，后者转身就告诉了布莱尔。布莱尔接着又告诉了罗威特研究所的所长菲利普·詹姆斯。24小时后，阿帕德·普兹泰博士就被扫地出门了，还不许他谈论他的研究和与他以前的同事交往。
这意味着一家私营企业只需随便打个电话就能让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行动起来，为他们的一己私利服务。孟山都一个电话就可以毁掉世界著名的独立科学家的声誉。这给学术自由和科学独立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对转基因作物在全世界的扩散产生了巨大影响。
孟山都魔咒——逃不开的知识产权费
仍然看阿根廷的例子：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有能力用国内法对抗美国专利法？
阿根廷的国家《种子法》并不保护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子专利，当阿根廷农场主在下一季再次使用其种子时，从法律上说，孟山都不能要求他们支付专利费。的确，阿根廷农民出于自己使用的目的再次播种这些种子，不仅符合传统，而且也是合法的。
为了在阿根廷扩展大豆“革命”，农民们最初以优惠条件购买所需的种子。在最初阶段，孟山都故意放弃“技术使用许可费”，以尽可能加速其转基因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的扩散，特别是尽可能扩大与这些种子一起使用的、拥有专利的草甘膦农达除草剂的使用。销售抗草甘膦种子的市场营销战略背后的险恶用心是，使农民们被迫购买专门与种子相匹配的孟山都除草剂。
在转基因大豆引入阿根廷三年之后，孟山都公司正式要求农民们为种子支付“延期专利费”，尽管事实上这一要求并不符合阿根廷法律的规定。
2004年初，孟山都紧锣密鼓地对阿根廷政府施压。孟山都宣布，如果阿根廷拒绝承认“技术许可费”，它将在进口大豆的地点（如美国和欧盟）强制收取专利费。在这两个地方，孟山都的专利都是得到承认的。这一措施意味着，阿根廷商业化农业的出口市场将受到毁灭性打击。而且，孟山都进一步威胁说，将阻止阿根廷销售所有的转基因大豆，并声称在所谓的“黑市”中销售的85%以上的大豆都是由农民们非法再次种植的。
阿根廷农业部成立了一个由其管理的“技术补偿基金”。农民们不得不向粮食储运加工商或嘉吉公司等出口商支付几乎高达转基因大豆销售额1%的专利使用费。这种使用费在加工场所收取，农民们除了乖乖付钱之外毫无选择。然后，这笔使用费再由政府返还给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转基因种子供应商。
尽管农民们提出强烈抗议，但“技术补偿基金”还是于2004年底开始运行。
无敌的农达除草剂
“农达”是Roundup的音译。这是美国最厉害的除草剂，价格最贵，是除草剂之王，所到之处一切植物全部杀光。英文round up的意思是“兜捕”、“围而歼之”，而roundup的意思简直可以说就是“格杀勿论”、“一扫而光”、“斩草除根”、“斩尽杀绝”、“寸草不留”。这玩意的祖宗就是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大量使用的落叶剂——橙剂（Agent Orange），而孟山都公司当年就是美军使用的落叶剂的主要生产商。把当年的落叶剂技术进一步发展，就成了今天的农达——孟山都公司的“军转民”。
农达除草剂都是密封的，但那股子怪味怎么密封都封不住，隔老远就能呛得人头昏眼花流眼泪。孟山都公司在农达的使用说明里告诫：对人体有害，对环境有害，不能沾到眼睛，不能沾到衣服，不能沾到水源。
孟山都公司的发家产品，无论是用于战争的落叶剂，如“橙剂”，还是用于农业的除草剂，如“农达”，本质都是杀死植物、制造死亡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孟山都公司是靠贩卖死亡起家的，是个死亡贩子。
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技术愣是把“生”与“死”结合到了一块：生中有死，死中带生，我生你死，先生后死——“农达”制造死亡，种子制造生命，抗“农达”的转基因种子呢？既制造生命又制造死亡：制造自己的生命，制造别人的死亡；把生命留给自己，把死亡带给别人；你们都死，唯我独生。把“生”与“死”和谐到了一起，实在了不起。就凭这种核心技术，孟山都就掌握了别人的生死簿：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要你生了，就给你安上个“生”的基因；要你死了，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生”的基因换成“死”的基因，给你来个“安乐死”，叫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使用孟山都公司的抗农达转基因种子，用农达除草，这实际等于在自己的国土上重复当年的越南战争：用新型的落叶剂消灭自己国土上的一切植物，为美国孟山都公司的产品腾地方。整个国家是生是死完全取决于美国人的一念之间。只要美国人不高兴，不再给你这独一无二的“生”的种子，那你全国就成了不毛之地，成了沙漠，就只剩下了“死”。这比当年的越南战争厉害多了。更可叹的是，当年越南战争是美国人自己掏腰包买了落叶剂当武器，明确地为了制造死亡而硬往别人的国土上洒；而如今则是“精英”掏老百姓腰包求着美国人从他们那里买落叶剂当宝贝，在“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名义下心甘情愿地往自己的国土上洒。
本章提到了先玉335玉米，关于这个品种是不是转基因品种，在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公众质疑先玉335可能含有转基因成分，杜邦先锋中国公司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方舟子拍着胸脯担保先玉335不是转基因，杜邦先锋中国公司前总裁刘石先生则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在美国使用的玉米自交系和中国用的可以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实际上也是，即美国的是转基因的，中国的是非转基因的。这本来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更不能因为美国的是转基因的就推断中国的也一定是转基因的……”
刘石先生还用权威的口吻宣布：“先玉335是不是转基因的其实很容易检测，一个普通的农业大学和省一级的农科院的实验室都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
一般而言，要对植物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需要有检测的主体和检测的对象，由检测主体利用所掌握的技术得到检测结果。
检测主体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进行有效的检测，首先检测主体必须知道外源基因（或载体）的基本特征（部分或全部基因序列），才可能对转基因成分进行准确检测。而转基因成分的特征必须从育种者那里才能得到。检测有效的前提条件是育种者向检测主体提供充分完整的信息，排除一切蓄意、疏忽、恶意、事故性质的信息缺失。
如果检测主体和育种者同在一国政权管辖范围内，则育种者向检测主体提供充分完整的信息是该国主权范围内可控的操作流程。但是，如果育种者和检测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当育种者的技术能力领先于检测者的时候，检测者如何要求育种者提供该种子的充分完整的信息，其操作性变得十分复杂，甚至变成不可能的任务。
具体到先玉335的案例，要消除公众的疑虑，只需要证明以下几点即可：
第一，农业部委托的相关单位，在技术上领先或等同于先玉335玉米的育种公司。
第二，无论与先锋公司的合作程度如何（因为这不在中国政府掌控范围内），农业部委托的相关检测单位，均具有掌握关于先玉335育种过程的全部完整信息的能力并且实际上也运用这种能力获取了完整信息。
第三，先玉335的育种公司，即先锋公司，没有蓄意或无意向农业部委托的相关检测单位隐瞒任何关于先玉335的育种信息。
第四，先玉335的育种单位，在育种过程中，绝对排除了技术认识上的风险而引入的未知基因污染，也绝对排除了由于事故或者偶然因素而导致的未知基因污染。
第五，农业部委托的相关单位掌握了与玉米相关的基因的全部信息，并且把先玉335的基因与所有这些信息进行了比对。
公众所质疑的是，农业部通过什么工作排除了如下可能：首先，先玉335的育种者有意采用了转基因技术，但出于某种原因对中国政府进行了隐瞒，所以中国政府并不掌握先玉335所转基因的信息，从而无法检测；其次，先玉335的育种过程由于某种原因（事故或疏忽）被转基因污染，但先锋公司并不知道，从而未向中国政府报告，中国政府当然也无从检测。
至于先锋公司信誓旦旦的声明，更是需要多个心眼，不加分析地轻信，很可能被人卖了还要替人数钱。这不，2010年6月22日，爱尔兰政府环境保护部（EPA）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新闻指出（详见http：//，30182，。），2010年6月3日，爱尔兰农业、渔业与食品部（DAFF）向EPA通报，DAFF的例行检验发现，先锋公司宣称的传统玉米受到了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NK603的污染。
而此前先锋公司提供的分析“证书”，声称玉米为非转基因的（GM-Free）。但是DAFF却在其中发现了转基因成分。DAFF声明，他们在受污染的玉米植株进入开花期前进行了销毁，以防止花粉漂移进一步污染邻近的传统农作物与农民的有机农作物，那会导致他们的农作物也必须销毁。
自从1998年示威者对孟山都公司专利转基因甜菜田间试验实施破坏以来，这是首次在爱尔兰种植转基因作物，而且是“意外”种植。
另据“无转基因爱尔兰”发言人迈克尔·奥·卡拉汉说：“先锋公司已经在至少两次事件中提供了造假的非转基因种子证书。第一次在2007年，被发现时，我们发现了数千吨先锋公司的Herculex转基因玉米（当时为非法）通过都柏林港口进入欧盟。第二次丑闻为2010年3月，当先锋公司和其他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出售了23种受到孟山都公司非法转基因NK603污染的玉米种子给德国的农民种植于德国7个州3000公顷农田，造成受到了污染的农民不得不销毁他们的庄稼。”
转基因的检测，在技术上十分复杂，分为多种方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面临的是层出不穷的转基因生物，因而检测方法将永远处在滞后与被动的境地。这有些像计算机病毒检测，检测能力的形成总是晚于病毒出现。任何人用任何杀毒软件对某台计算机进行杀毒操作，亦只能发现杀毒软件开发者已认识到的病毒，而绝对不敢保证这台计算机不含病毒！否则，杀毒软件何必频繁升级呢？
农业部委托的相关检测机构是否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基因数据库不得而知，该数据库是否覆盖了美国转基因育种公司的全部基因数据信息亦不得而知，美国方面是否期望并允许中国农业部具备这样的检测能力亦不得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拍着胸脯去为美国公司打保票，需要极大的勇气，完全值得在人类历史记录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很凑巧，2010年10月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就60多年前美国政府出于研究目的故意让数百名危地马拉人感染性病表示道歉。
希拉里和西贝利厄斯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当时在危地马拉进行的这些性病试验“显然是不道德的”，她们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研究能够在公共卫生的掩护下得以进行感到愤怒”。
声明说：“我们对于发生这种事深表遗憾，我们向所有受这种令人厌恶的研究行为影响的个人道歉。”
这个道歉的背景是，美国政府于1946年到1948年之间在危地马拉进行的这项医学试验中，美国医疗人员在受害者不知情或者未经受害者允许的情况下故意让数百名当地人感染上淋病和梅毒。据披露的相关文件显示，受害者中甚至包括医院里的精神病患者。此外，作为该项研究的一部分，许多感染者还被鼓励将性病传染给其他人。感染性病的受害者中大约有1/3的人一直未得到足够的治疗。
我们无法预测，美国政府会不会在若干年或几十年后发表一个声明，该声明就“利用先玉335在中国进行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表示遗憾！当然，最大的遗憾是，中国人当时不认识这种转基因成分！而中国的某些专家以及某些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的媒体明星，曾经拍着胸脯竭力向中国公众证明先玉335绝对不是转基因！
本章小结
我们必须知道，转基因作物对人类或动物的食用安全尚未得到证明，国际上更无一致意见。
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被孟山都等大公司高度垄断。
孟山都等生物科技公司巨头信誓旦旦地要用转基因种子造福全人类，但是遭到许多国家的高度怀疑。
转基因种子改变了粮食安全的内涵，有可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手段。
对转基因种子带来的生态和安全威胁，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完全掌握对转基因粮食的基因检测技术，确保所有基因成分都为已知且被我国掌握之前，任何外来的转基因粮食都属于危险品。
转基因粮食涉及亿万人口的健康与国家安全，一旦出事，谁来承担责任？谁能承担责任？
早在公元11世纪，我国医学家就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明了人痘苗，即用人工轻度感染的方法预防天花。在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人痘苗已在我国广泛应用；至17世纪，人痘苗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引起邻国的注意，先后传入俄国、朝鲜、日本、土耳其、英国等地，进而使人痘苗预防天花的方法得以推广和验证。此即经验免疫学时期。
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为经典免疫学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免疫功能的认识由人体现象的观察进入了科学实验时期。在此期间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
牛痘苗的发明
牛痘苗的发明是继人痘苗之后免疫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由英国医生Jenner通过长期研究得到的科学成果。该疫苗给人体接种后，只引起局部反应，并不造成严重损害，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该疫苗可在实验室大量生产，很快代替了人痘苗，被医学界所接受。
减毒活疫苗的发明
19世纪末，随着微生物学的发展，法国免疫学家巴斯德和德国细菌学家郭霍利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方法获得了减毒菌苗，并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巴斯德以高温培养法制造了炭疽疫苗，用狂犬病毒在兔体内经连续传代制造了狂犬病疫苗。这些减毒疫苗的发明不但为实验免疫学打下了基础，也为疫苗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
抗体的发现
1890年德国学者贝苓和日本学者北里用白喉外毒素免疫动物时发现，在被免疫的动物血清中有一种能中和外毒素的物质，称为抗毒素。同年，贝苓又与北里将白喉抗毒素正式用于白喉的治疗，开创了人工被动免疫疗法之先河。为此，贝苓于1901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后来，人们相继发现了凝集素、沉淀素等能与细菌或细胞特异性反应的物质，统称为抗体，而将能引起抗体产生的物质称为抗原，从而确立了抗原和抗体的概念。
其他成果
其他成果还包括补体的发现、血清学方法的建立、免疫化学的研究、抗体生成理论的提出等。
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为近代免疫学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时期，为现代免疫学时期。而疫苗是免疫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疫苗人人都打过，但是其制造过程却少有人知，这里略作介绍，举一反三。
甲流疫苗的生产过程
1.获取病毒培养基
大批量地生产疫苗需要大量的病毒，首先需要对病毒（一般称为毒株）进行扩增。目前，国际通用的做法是利用鸡胚对病毒进行繁殖。鸡胚就是经过受精的鸡蛋。但这些鸡蛋是有特殊要求的，必须由那些身体健康、没有被注射过疫苗、没有使用过抗生素且年龄在28周至35周之间的母鸡生出来。
这些母鸡吃的是纯天然饲料，在给疫苗厂供蛋期间还有保密配方的饲料伺候，喝的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干净水。由于不能注射任何疫苗，这些“鸡妈妈”的抵抗力极低，它们必须睡特别干净全封闭的鸡舍。2009年，这些按要求必须是瓷白色的“金蛋”价格接近2元人民币1个，而市场上1斤鸡蛋不过元左右。
这种原产于美国的海兰白鸡蛋正是甲流疫苗的关键原材料之一。这些母鸡每天的任务就是和公鸡在一起制造“受过精”的鸡蛋。这些鸡蛋会被放进一个温度适宜的恒温恒湿箱里。到了第5天，会有养鸡场的专业人员在灯光下透视——这是第一关，专业的术语叫“照检”，只有通过照检的鸡蛋才会被特殊的运输车从养鸡场送到疫苗生产工厂，不过不能超过10天。按照规定，制作甲流疫苗的蛋必须在第9到11天里接受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甲流毒株。
2.培养并繁殖病毒
这些蛋到了疫苗工厂后还要经历第二关：又一次严格的照检。通过检验的鸡蛋按照个头大小被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36个一组被分别放置在6×6的特制托盘上，在几个小时后用针孔一样粗细的探头刺入并植入毒株，此后两三天内，病毒就会在鸡蛋里快速繁殖。
一般来讲，用针孔注入毒株的蛋将在第3天成为一个可以提取病毒液的蛋——生成鸡胚，事实上受精的鸡蛋其实就是要给病毒提供一个营养丰富的生长环境，小鸡生长的羊水就是甲流病毒繁殖的地方。
接着，工作人员要准时将蛋壳中的羊水提取出来，里面就是病毒收获液。如果火候过了，到了第16天，那就再也生不成鸡胚了，而是成了人们平时吃的毛鸡蛋。
在提取病毒收获液的时候，同样是机器动手“削壳”——用一种刀片削去鸡蛋的顶部，根据鸡蛋的大小来调整手指粗的针管的高低，让这些机器针管尽量探到鸡蛋底部将小鸡的“羊水”（更专业的名字叫“尿囊液”）全部抽取出来，就是甲流病毒和带有病毒抗体的病毒液。
3.高温杀死病毒
之后蛋中的小鸡和蛋壳就完成了全部使命。它们将被装入一种特制的3立方米的“大锅”中，在121度高温高压中“烹饪”15分钟。等到它们再出来时，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病毒的“鸡蛋羹”，甲流病毒在120多度的高温下被全部杀死。由于怕这些“鸡蛋羹”被非法之徒当做食品流入市场，因此会由相关的签约合作企业将其运走，制成饲料。
而那些病毒液被提取出来之后，再加入灭活剂，将病原杀死，使病毒失去感染能力，但仍保留病毒的抗原性。再经过纯化、裂解等一系列过程，疫苗就基本形成了。从将病毒注射入鸡胚，到生产出疫苗，大约需要45天时间。
在很大程度上，制造甲流疫苗的瓶颈来自鸡蛋。能否提供合格鸡胚的蛋比较刚性，有供蛋周期的限制。
收获的病毒需要灭活和纯化，最终就得到了高纯度的疫苗原液。疫苗原液经过配比，加入适量的缓冲液后进入到分包装车间，就成了疫苗成品。
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过程
第一种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匹兹堡大学的约纳斯·沙克在1952年研发完成的，这种疫苗被称为“去活化脊髓灰质炎疫苗（IPV）”，又称“沙克疫苗”，是利用3种血清型的致病性病毒株研发的。这些病毒首先培养于一种称为绿猴肾细胞的猴子肾脏组织中，之后再以甲醛溶液处理使其失去活性。
口服沙宾疫苗中所含的减毒性病毒有可能再度转变，成为带有致病性的病毒。因此而生的病毒被称为“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VDPV）”，产生症状与一般外源性的脊髓灰质炎无法区分。
1960年，一些用来制备疫苗的恒河猴肾脏细胞中发现了SV40病毒。这种病毒也是因此而发现的，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界，可感染猴子，也可使啮齿类动物生出肿瘤的病毒。
SV40存在于一些使用于1954~1962年间的IPV库存中。根据估计，可能有1000万~3000万名美国人接受了含有SV40的疫苗。而后来的分析也显示，苏联、日本、中国和部分非洲地区，也曾使用含有SV40的疫苗。
SV40病毒是否与人类癌症有关，目前尚无一致结论。
疫苗及其他生物技术对人类的三重风险
一般而言，人类在使用科学技术的时候会遇到三重风险：
第一重风险，是技术上的风险。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疫苗可能被毒株培养基中的其他病毒所污染。人类所认识的病毒，只占病毒总数的极小一部分，毒株培养基中很可能含有我们不知道的病毒，这样的案例曾经发生过。
其次，在生产过程中，应该被杀死的病毒可能没有被杀死，从而带来感染的危险，这种案例也曾经发生过。
最后，某些疫苗对某些人群存在严重的毒副作用，这也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水平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生物技术是新兴技术，许多问题还处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比如：药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够大的试验样本才能充分暴露；进食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长期影响，需要长期（两代人以上）观察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袁隆平院士语）；在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存在的SV40病毒，就是在已经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发现的。这类风险，可能对人们带来伤害。这样的风险和伤害是无法绝对避免的，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代价。但是，这样的风险应该设法控制，对新兴技术，先小范围试点，确认安全或掌握了风险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广就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
第二重风险，是偶然的事故性的风险。比如，医学研究机构储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灾害（水灾、地震等）的破坏而被释放，造成人员感染。这种风险，同样不能绝对避免，所以需要采取格外的安全措施。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国化学武器运输危险性问题的国会听证会上，国防部的官员们否认了可能出现火车碰撞、铁路道口事故或破坏的可能性。就在做出这种否认后不久，一辆载有催泪弹和弹药的火车在内华达州发生了爆炸。（珍妮·吉耶曼著，周子平译：《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1版。）
第三重风险，是生物技术被人为地用做武器来使用。这类风险就是有人恶意使用技术成果，比如，故意把致病病毒扩散到人类社会。比较典型的有生化战争和生化恐怖主义。生物武器的威力此处不赘述，但若干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研究则是不争的事实。美伊战争时人们最担心的恐怖袭击是生物武器炭疽菌，而伊拉克正是从美国购买这种病菌的。
此外，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逻辑（先创造然后再实验研究）导致自然、人体和社会成为生物技术风险的试验场。这在本质上应该属于第一重风险，如果技术领先者蓄意在技术落后人群中进行这样的试验，则具有第三重风险的性质，即恶意使用。
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上述风险难以绝对区分。比如，国家敌对条件下，技术先进一方对技术落后一方，可以把第三类风险伪装成第二类或者第一类风险。
麦克纳马拉告诉我们，降低人口的途径是降低出生率或提高死亡率。比尔·盖茨所热衷的新型疫苗，是用来提高第三世界人口的死亡率，还是用来降低第三世界人口的出生率呢？
根据我们的常识，疫苗是用来降低传染病发生率从而降低死亡率的。但是，我们的常识可能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作为技术手段，疫苗既可以用来降低生育率，也可以用来提高死亡率（本书后面还会提到），这不是理论和假设，而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只是这种事实被主流媒体所刻意淡化而没有广为人知。
1976年猪流感疫苗事件
1976年1月，迪克斯堡（美国陆军在新泽西的一个训练中心）一个新兵戴维·刘易斯患猪流感不治身亡。
1976年３月13日，疾病控制中心（CDC）主任戴维·森瑟尔向国会提交报告，申请拨款，以研制足够多的疫苗来为至少８０％的美国人接种，以防猪流感扩散。
1976年3月24日晚，福特总统举行全国记者招待会宣布：“本人请求国会在4月休会前，拨出亿美元，供生产足够的疫苗使用，以便使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接种。”
1976年8月2日，数名老兵由于突患严重的呼吸道疾病而病倒，他们患病前曾于7月21日~24日在费城参加美国军团大会。最后，患病人数达到182例，29人死亡，其中约82%是美国军团成员。“军团症”使得人们对猪流感的恐惧猛然升级。
1976年10月1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正式开始执行。到1976年10月11日，约4000万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24%）注射了新研制出来的流感疫苗。福特总统接受流感接种的照片出现在很多大报的头版（2009年甲流肆虐时，奥巴马接种疫苗的照片也在各大媒体中与读者见面）。
但1976年10月11日晚，匹兹堡市的３位老人在接种疫苗后当即死亡。这使免疫计划严重受挫，之后美国公众不再相信政府的免疫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使老人致死，使孩子致残”。
1976年12月16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寿终正寝。美国销毁了剩下的价值4900万美元的流感疫苗。
1976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流感免疫计划寿终正寝两天后，由西德、意大利、英国拍摄的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首映。影片内容为：两名恐怖分子想要炸毁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实验中心，行动失败，其中一名被击毙，另一名沾染了实验室的肺鼠疫恶性传染病菌并逃上了开往瑞典的火车。为确保病菌不被扩散，美国上校麦卡其及有关方面下令封死列车，并让列车改道开往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人为制造翻车事故以掩盖真相。
其实，1976年9月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93%的成年美国人知道什么是猪流感，也知道这种疾病的某种变体已经传到迪克斯堡，但是只有不足53%的人说愿意接种疫苗。用于猪流感疫苗接种的亿美元，都被流水般地花在生物医学调查和公共卫生上。美国为4000万人注射了当年开发出来的猪流感疫苗，结果发生了500例严重不良反应，25人因呼吸衰竭死亡。真正死于猪流感的人则只有1个！疫苗很快就被撤回，停止使用。到1993年，美国政府已经用纳税人的钱向猪流感疫苗索赔者赔款近9300万美元。
甲流疫苗背后的疑云
2010年，欧洲议会卫生委员会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清查制药业巨头对发动“猪流感”全球战役所施加的影响，特别是对WHO施加的影响。这是针对WHO、制药巨头和学术界的无良科学家这个“地球金三角”的医药腐败集团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他们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永久性健康伤害，甚至造成了不应有的死亡。（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21454b0100gsut.html。）
此次欧洲议会行动的推动者是前任德国联邦议院的社会民主党议员，现任欧洲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岗·沃达格。沃达格是医生、流行病学家、肺病专家、环境医药专家，他认为所谓“大流行病”是“最大的世纪医药丑闻”。
决议文本经由足够多的欧洲议会成员投票通过，其中有这样的陈述：“制药公司为了推广它们治疗感冒的专利药品和疫苗，向负责公共卫生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施加影响，向全世界的政府发出警报，迫使它们把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浪费在无效的疫苗上，把千百万健康的人们暴露在无人知晓的疫苗副作用的风险面前。那些疫苗并未经充分检验，而且接种疫苗是毫无必要的。2005~2006年的‘禽流感’和当前的‘猪流感’一起，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仅涉及由于接种疫苗而致病的人，浪费了公共卫生资金，还破坏了重要的国际卫生机构的公信度。”
欧洲议会将要调查的，就是“伪造的大流行病”，即WHO根据其医学专家“圣贤”咨询组（SAGE）的意见，于2009年7月宣布的“最高级流行病警报”。世卫组织“专家小组”的许多成员在葛兰素史克、罗氏制药、诺华等公司有重大经济利益，并且被记录在案。他们正在从这些公司推出的药品和未经检验的H1N1疫苗中获取私人利益。欧洲议会将要调查在发动全球范围的所谓“H5N1”禽流感和“H1N1”猪流感行动中，这些制药公司曾经施加了何种影响。这项调查在欧洲议会全体大会上将被赋予“紧急行动”的优先地位。
沃达格说，WHO在7月宣布最高级警报中所应承担的责任，是欧洲议会此次调查中最大的重点。当墨西哥在2009年4月报告发病的情况之后，WHO有史以来第一次修订了大流行病定义，把发病的人数而不是疾病的实际危险作为发布“大流行病警报”的依据。当猪流感被宣布为“大流行病”后，各国被迫启动应对措施，并且要去购买猪流感疫苗。沃达格提出，由于WHO不受任何议会的控制，所以各国政府必须坚持对它的公信度要求。这项调查还将涉及两家重要的德国机构，即发布流行病指导手册的机构：保罗·欧利希所在的机构，他曾经获得诺贝尔生理暨医学奖，还有一个是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恐怖的赚钱模式
荷兰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大学绰号为“流感博士”的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教授，是全世界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大恐慌中的中心人物。欧斯特豪思不仅是被称为“制药业黑手党”网络中的核心人物，还是世卫组织（WHO）大流感事务的首席顾问，他和“H1N1疫苗”的生产体系有着极密切的私人关系，并从价值数十亿欧元的疫苗产销利润里获利。
在刻意制造的流行病欺诈事件里，人类被当成试验室里的小白鼠，未经彻底检验的疫苗被注射到大批人身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死亡、严重的麻痹和其他伤害事件。
多年以来，在每一场重大的全球病毒性疾病发生的时候，艾尔伯特·欧斯特豪思都站在枢纽中心，其中包括神秘的香港“非典”，陈冯富珍（陈冯富珍，女，1974年生于香港。1978年加入香港卫生署，1994年成为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2003年8月出任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环境保护局局长。目前是负责传染病事务的世卫组织干事。）正是从那次事件中开始了她从地方卫生官员走向WHO总干事的仕途。
1997年以来，欧斯特豪思一直在警报，高调宣称禽流感病毒发生了变异，并且传染到人类，因此必须采取重大行动。他声称自己是证明了H5N1能够转移到人类身上的第一个科学家。他宣布，在某个时刻，欧洲所有的鸟类中有30%以上携带着致命的禽流感病毒：H5N1。他还说，饲养肉鸡和雏鸡的农民都暴露在病毒面前了。
2003年，当一位荷兰兽医生病死亡后，欧斯特豪思的禽流感游说活动开始升级。欧斯特豪思说那位兽医死于H5N1病毒。他说服了荷兰政府扑杀成百万只家禽。可是我们没有发现过第二个同样感染所谓的H5N1死亡的病例。欧斯特豪思说，这正好证明了提前扑杀家禽是有效的。
问题是，在欧斯特豪思的研究所里，从欧斯特豪思和他的同事们收集和冰冻的巨量鸟类排泄物中，至今没有分离出任何一例H5N1病毒——这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麻烦。2006年5月的大会上，欧斯特豪思和他的伊拉兹马斯大学的同事们被迫承认，他们在检验过的10万份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份存在H5N1病毒。
欧斯特豪思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2009年世界各国政府采购了天量的流感疫苗，法国政府采购了9400万支，英国政府采购了6000万支，而全世界最大的买主则可能是中国政府，据称有亿人需接种疫苗。
事后回头来看，甲流事件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为制造的恐慌：仿佛世界上只有甲流这一种疾病是最需要各国政府优先对待的，仿佛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全都被浪费在甲流上——除了制药商的商业利益。是不是存在更可怕的阴谋呢？
看看2005年哈洛维茨博士的分析，这可不是事后诸葛亮！
早在2005年，哈洛维茨博士针对非典所做的评论，完全可以准确地诠释这次甲流闹剧：“这次空前的人为操作给公众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灌输，其目的是在‘超级细菌’到来的时候，接种虽然合法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的疫苗。”（详见http：//#more-190。）
哈洛维茨博士还提到：根据《今日美国》2005年10月9日的报道，尽管超过亿只鸡死亡或被杀，家禽业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但到现在为止该地区还没有一个人感染。这个宣传实际上承认：现在的H5N1病毒，还没有达到传染人的地步。事实上，除了在实验室，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根据《经济周刊》的报道，美国参议院曾通过拨款39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购买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政府也考虑追加60亿~70亿美元的请求。《今日美国》报道说，现在还没有用于人类的疫苗，那么美国参议院这么急惶惶地花这么多钱购买疫苗对付禽流感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了生产人类的病原体，禽流感病毒必须在人类细胞中培育很长的时间，然后注射到猴子身上，最终再注射到人身上看这些实验的对象是否患上同样可怕的流感。因此，现在世界上新流感病毒，要么是发财动机强烈的企业家资助的实验室不小心泄露的，要么是这样的实验室为已经生产出的针对未来这种病毒的疫苗做销售准备。
整个研制疫苗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的。
多数人没有能认识到所有的疫苗都包含了一系列可能增加人类疾病和死亡几率的成分，包括有毒的化学品，比如汞、铝、甲醛、甲醛溶液、谷氨酸钠、外来基因材料以及从其他种类的细菌或病毒中提取的有风险的成分，还有那些科学研究证明能够引发免疫力障碍和癌症的动物蛋白质。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疫苗应该对下面的症状负主要责任：越来越多的孤独症和其他学习障碍、慢性疲劳、肌肉酸痛、狼疮、肝硬化、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类风湿关节炎、哮喘、花粉病、药物过敏、慢性耳聋、甲型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都需要长期的治疗，治疗病人过程中产生的毒副作用，成为美国头号杀手——医疗性疾病。也就是说，疫苗和医药行业的其他产品也许在杀害成千上万的人，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医药行业同伙只要稍微努努力就可以阻止这场浩劫。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疫苗原来可以是疾病的传染源
1994年，WHO（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整个西半球的自然发生（不是由疫苗感染的）脊髓灰质炎已经绝迹。既然如此，脊髓灰质炎疫苗已经没有继续接种的必要。
但是直到1996年，美国仍然大规模推行脊髓灰质炎疫苗，为2000万人进行了免疫，其中98%为危险的口服疫苗（OPV）。
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约翰·萨拉莫，他6岁的儿子大卫，因为服用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被疫苗感染而成为小儿麻痹症患者。约翰·萨拉莫悲愤地质问：“为什么2000万人用的疫苗仍然有98%为口服疫苗？”
答案很简单，疫苗制造商关心的只是利润！
这种没必要并且带来实际危险的疫苗，1996年给惠氏勒德莱带来的收益为亿美元！
一个简单而确凿的事实是，自从1979年以来，美国所有小儿麻痹症的病因只有一个——疫苗感染！
1980~1994年，美国发现的119例小儿麻痹病例，100%源于疫苗感染。已经绝迹的传染病，居然是靠疫苗来继续传染的。
利润至上，嘴脸如此！
官、商、学共赢一家亲
有美国学者指出，与制药厂商存在密切利益联系的医学专家，对政府决策和立法进程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切里，洛杉矶加州大学儿科教授，是公认的百日咳专家，他一直是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免疫政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人。早在1979年，他说：“所有的医生都知道，百日咳疫苗偶然会产生严重的反应，而这些可能是永久性后遗症或引起并发症甚至死亡。”但到1990年，切里已改变主意，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宣称百日咳疫苗造成重型颅脑损伤只是一个“神话”。1980~1988年，切里从惠氏勒德莱疫苗得到40万美元的酬劳。1988~1993年，他又获得了惠氏勒德莱146000美元的百日咳的研究经费，同时，1986~199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惠氏勒德莱的654418美元的百日咳研经费究。
为了规避问题疫苗带来的经济风险，在疫苗制造厂商的推动下，1986年美国通过了《儿童疫苗伤害国家法案》，规定由疫苗引起的儿童伤害，将用纳税人的税款，而不是疫苗厂商的利润进行赔偿。1996年，每个儿童完成强制免疫需要缴税33美元。截至1999年，国家税收赔偿了超过1000人，累计超过5亿美元。而疫苗厂商则放心赚钱，利润一路飙升。仅1995年，康诺特实验室的收入达到3亿美元，惠氏勒德莱疫苗和儿科公司收入为亿美元。
美国疫苗生产厂商奉行利润至上的原则。比如，直到1996年美国市场上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绝大多数还是口服形式的，而口服疫苗相比于注射疫苗，副作用和危险都要大得多。但厂商为了保持50%以上的高利润率，拒绝采用安全性更好但是成本也更高的生产工艺。
甲流疫苗的最新流向
2009年岁末，甲流疫苗的热度极高，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预计全球最终将有1/3的人口——约20亿人将感染甲流。
2009年11月，在法国订购的9400万剂甲流疫苗中，有150万剂已经到位。虽然法国政府强烈推荐民众接种疫苗，但法国民众的接受意愿普遍较低，只有不足两成法国人愿意接种疫苗。
美国卫生部官员则表示，将有至少2200万支甲流疫苗可供接种，美国人不久便会感到接种疫苗变得很容易。美国政府希望疫苗总数最终能达到亿支。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说，为了免费获取部分疫苗，世卫组织已经通过联合国与拥有生产能力的国家或厂商联络。这些国家或者厂商答应捐出2亿剂疫苗，并在未来的12个月内到货。世卫组织将把这些疫苗提供给10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陈冯富珍本人直到2009年年底也忙得“没有顾上”打甲流疫苗，虽然她频繁旅行，属于甲流高危人士。看来她本人并不相信疫苗！
从当时的国际主流媒体轰轰烈烈地炒作来看，WHO和制药商们恨不得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打上一针!真是浩浩荡荡，无法抗拒啊！
但是，WHO、制药商和西方政要却没有告诉世人两个重要事实：
2009年12月，当欧洲议会开始调查WHO流感丑闻之后，剩余的疫苗成为一个问题。
法国萨科奇政府当初一口气采购了9400万支甲流疫苗，如今大方地捐出了其中的9100万支；英国政府购买的6000万支疫苗，捐出5500万支。捐出的疫苗占全部疫苗的比例高得离谱，让人觉得当初买这么多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使用！
现在，欧洲的亿支流感疫苗将捐赠给世卫组织，后者将把疫苗免费分发给95个发展中国家。阿富汗、阿塞拜疆和蒙古等35个国家已要求获得免费疫苗。
他们为什么把过剩疫苗送给发展中国家呢？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流感已经结束。贫穷的国家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心脏病和循环系统疾病，流感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捐赠亿支疫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有分析认为把垃圾疫苗捐赠给第三世界国家有多重目的：一是摆脱当初购买天量无用疫苗的尴尬；二是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观察该疫苗会对多大比例的接种者造成健康伤害；三是检验疫苗作为杀人手段的效果。而世界卫生组织出面，可以把这些事情以慈善的面目包装起来。
这背后，疫苗厂商的利润该有多大呢？日本购买5000万支疫苗，经费亿美元，2亿支就意味着约50亿美元！
读者朋友可以思考一下，西方国家慷慨地拿出50亿美元购买疫苗赠送给南半球穷人，而要对付的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威胁的流感！南半球的穷人享受的待遇简直是奢侈啊！这50亿美元能够购买多少粮食呀，可是他们却偏偏不买粮食！
本章小结
疫苗技术处于生物技术的前沿，技术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利润至上的资本逻辑下，通过制造对瘟疫的恐慌强制推销疫苗牟取暴利，则是人为的闹剧，而这种闹剧已然发生。
同样是为了利润，疫苗制造商罔顾公众的健康利益，蓄意把大众置于各种风险之中，其典型例子是疫苗引发的本已绝迹的小儿麻痹症。
西方先进国家出于私利，在发展中国家人群中肆意进行药物和疫苗试验，也是应当予以谴责的非人道行径。而隐形绝育疫苗作为种族灭绝的武器（下文会提到），更应引起人们的谴责和警惕。可怕的是，这一事实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遑论警惕了，这才是最大的危险！国家应该立法，禁止任何外国势力染指我国疫苗的制备过程。
“政治正确”是洛克菲勒家族与孟山都飞黄腾达的诀窍
美国政府和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垄断寡头、孟山都为代表的转基因寡头、默克制药为代表的医药巨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长久以来影响全世界的主要角色，他们的合作历史悠久。从洛克菲勒家族对纳粹“优生学”的支持开始，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就一直致力于减少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约翰三世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优生学家、人种理论家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影响，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亨利·费尔奇德和阿兰·葛雷格等人。对于约翰三世来说，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他和与他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生命。分子生物学以及转基因技术之类的现代高科技，正是由于这种念头得到了巨大的资本支持。
对于洛克菲勒来说，只需考虑供需之间的平衡。如果食物、水、空间等供不应求，那就必须增加供给，减少需求。洛克菲勒基金会把两者发挥到了极致。出现供给短缺时，就用先进的医疗手段和增加农作物产量来解决。需求问题可以通过生育控制和堕胎有选择地“淘汰”部分人种来解决。
在美国实施人口控制战略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市场化”的要求。市场化条件下，各国精英会为了追逐利润和利益而不自觉地配合美国战略，各国国内不同势力为了追逐利益而互相竞争，贱卖国家利益，但问题的严重性通常仅仅被局限在经济层面，从而极其成功地掩护了经济现象背后的美国国家战略意图——打散其他国家的组织能力与凝聚力，乘虚而入掌控其他国家经济命脉，降低其他国家的人口数量和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洛克菲勒家族、孟山都公司的利益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是重合的，这是他们在全世界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根本保障。
美国对华战略的渊源
前文提到了美国对13个人口大国的战略《NSSM-200》。那么中国是否格外幸运，免于美国的算计呢？前文也提到了1977年霍尔德伦等人的大作《生态科学》中提到了新世界秩序，但这远不是首创，因为美国1944年已经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概念。
美国的国家利益，乃是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建立全球霸权，这样才可以理解美国在全世界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
对于美国的认识，深刻地分化了中国人。一部分人对美国报有警惕，时刻注意着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另有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国的战略持欢迎甚至顶礼膜拜态度，为美国的每一次进攻而欢呼，他们中有人甚至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写出了《致美国兵》。焦国标在自己的诗中写道：“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美国的对华战略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延续性，以下转引我国学者何新同志有关的研究内容（何新著：《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
1840年美国总统派遣培理将军率军舰首航日本。
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为登陆中国提供了条件。
1852~1853年，美国舰队以武力进行威胁，强迫日本实行门户开放。
1856年3月，培理在美国地理学统计学协会发表的演说中，对20世纪的世界作了如下的展望：“我们美国人民应当思考，怎样扩大领土和权力，从而把撒克逊人安置于亚洲的东海岸。我还想到，美国的强大竞争者也将要向东和向南扩张，把权力扩大到中国与暹罗的海岸，相互对立的自由主义与绝对主义的代表者，一旦不可避免地相遇，终会在举世瞩目中发生大规模的争斗……巨人们正在东方崛起，东亚形势对美国利益攸关。”他还指出：“我们应当具有一种远略，让太平洋及其周边盆地成为美国平静的内陆湖泊。”
这些话，发表于一个半世纪前。
19世纪末美国全球战略的设计师马汉在其名著《海权论》中指出，中国在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中居于中央枢纽的核心地位：
必须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及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的也处于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对美国来说，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和如何为此做好准备。
这些话，发表于一个多世纪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击败了日本。二战后新中国日益强大。这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会发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全部台湾政策。这实质上是一场为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沿海地带控制权的斗争。
丘吉尔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读近代美国兴起的历史，就不会了解美国政治家对于全球战略始终具有总体和一贯的构想与设计。为什么200年来，这个国家在战略上始终能做到兵无幸胜，算无遗策。我们中国人，难道不应当从这里学习到一些东西吗？
1944年，美国著名战略家斯皮克曼（曾担任罗斯的福顾问）曾指出：
美国战后在东亚主要的课题是明确的。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注由谁控制欧亚边缘区的问题。必须警惕未来形成一个强大统一集权的中国，警惕它获得能力把它的势力扩张到西太平洋沿岸。但只要中国统一还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写这些话的年代是1944年，即国民党政权正在与美国结盟抗日的时代。这也就是说，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实际上以划江而治为限度，而绝对不希望蒋介石统一中国。可怜蒋介石，一辈子的梦想是“以待国际公理之裁决”，却每一次都不例外地被国际盟友所抛弃，这恐怕也是普世价值留给中国式自由主义的遗产吧。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超过了美国人的预计，才最终把美国“划江而治”的蓝图改变为“划海而治”。但是，美国阻止中国统一的战略目标确实是达到了。时至2010年，中国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唯一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常任理事国！
斯皮克曼还指出：“总有一天会出现许多人所想象的那种统一的世界秩序。我们早晚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废除各个国家的独立主权。我们必须借助我们雄厚的国家力量，以此作为二战后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基础。这是为了美国的最高利益！”
这就是美国精英200年来不变的梦想！
反观中国的某些主流精英，正忙着论证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善待”，或者为李庄们鞍前马后地忙乎着，或者忙着解放他们包二奶三奶四奶的“人性”，或者坐在美国的大腿上撒娇！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转基因作物在第三世界的推广，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往来。以印度为例，转基因棉种之所以在印度大行其道，美国政府“功不可没”。孟山都公司在印度的游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鼎力相助。美国农业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均高度介入。而印美两国之间核协议中的重要一项便是，印度政府必须承诺引进美国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公司的转基因种子。此外，美政府对国内棉农的巨额补贴压低了印度棉花的出口价格，这对于印度棉农来说也是不公的。世界舆论试图把向印度农民提供转基因棉种的公司钉上道德的十字架，但孟山都等公司却拒绝认账，这些跨国公司知道印度政府似乎也不愿与他们结怨。
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完成渗透与占领市场
种子业务位居全球第三的先正达，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进入了中国市场。
2009年3月28日，先正达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王迅表示：“虽然中国市场对先正达全球市场收入的贡献仍然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但先正达已经把中国市场划归为将重点投资的新兴市场。”
据先正达种业亚太区业务开发总裁克里斯托弗·艾伦介绍，先正达在中国的种子业务主要分为蔬菜种子和大田农作物种子两大类，业务范围覆盖种子的研发、生产、加工、质检及销售等全过程。
“种子在中国市场不是完全开放的。”艾伦说，“根据中国的政策，作物种子只能通过其与中国的合资公司进行销售。”
艾伦描述了先正达蔬菜种子的销售流程：在北京周边的顺义、山东寿光等地，先正达投建了专门的种子培育基地，并对培育出的种子进行加工、分装，再利用物流供应链散布到全国各地。这种物流甚至可以用快递，因为种子都很轻。
相比之下，大田农作物的种子销售则复杂很多。我国2007年修订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农作物新品种育种和种子开发生产属“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中方必须控股50%以上。也就是说，外资公司只能与本土种子公司合资，共同发展大田作物，且不能控股。
直到2008年初，先正达才完成了与河北玉米种业公司三北种业的股权转让的法律手续，得到三北种业49%的股份。
2007年，先正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签订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致力于对玉米、大豆、小麦、甜菜、甘蔗等主要作物新农艺性状的研究。同年2月，先正达又与安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达成为期8年的合作协议，旨在以水稻为模式植物，对新型基因功能进行实验室和田间验证，用于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的性状研究。2006年10月，先正达还在中国建立了农业领域首个独资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指出，外资巨头在研发领域投入非常大，与国内企业的差距是“几何数量级的差距”。
化学巨头陶氏化学也打起了中国种子生意的主意。2009年2月，陶氏化学的全资子公司陶氏益农公司与中国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宣布，双方已签署一份研究协议，将把陶氏益农的生物技术平台同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先进水稻种植资源相结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跨国公司高管指出，中国种子行业的分散性是特别明显的，从产业化来讲还是起步阶段，也就是打破过去的所有制，从国有到市场化。
制造越开放越安全的舆论
针对公众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越开放越安全”的舆论也出现了。
持外资威胁论者的论点基于一个假设：种子安全是粮食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如果中国农民大面积使用洋种子，一旦中国与外资企业总部所在国关系发生变化，洋种子一断供，中国怎么办？对此，孟山都的表态是：孟山都是一家上市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公司市场运作规则。孟山都的所有经营和管理行为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政治无关。
孟山都大中国区企业事务部高级总监孙晴说：“农民是最精明的商人。他们只购买那些帮助他们获得更好收成的种子产品。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是在中国分享成功，这与中外关系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孟山都的高管对中国农民的恭维实在令人不敢当，原来中国农民是“最精明的商人”！鉴于正确的选择已经全部被孟山都等跨国公司所包揽，“最精明的”中国农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被孟山都所奴役，正如阿根廷农民和印度农民一样！
先锋公司中国区总裁刘石则说：“粮食外交，我是不赞同的。主权是不能买卖的，粮食是能买卖的。国际上有便宜的就买嘛。国外的一进来就说灭顶之灾，就要拒绝人家进来，那这个思维上就出问题了。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改革开放，就必须得开放，我先进我出去，你先进你进来，这是不存在灭顶之灾的。”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说，不能总是以一种冷战思维来看问题。
总之，这些专家指出，现在的局面是越开放越安全。
政府要做的是进行产业政策引导，建立统一审定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扶持品质好、质量高的品种和产品，淘汰没有推广价值、简单模仿或同质化的品种和产品，而不仅仅是补贴。
刘石说：“是否给国内种子企业一定的保护期？我们发现凡是开放得较早的行业，都发展起来了。没有外力刺激的话，很难集聚和整合。”
林敏说：“不能一味保护，盲目抵制，那样国内的也长不大。”
那么请问：为什么美国农业已经长成世界第一大了，而美国的农业部门一半多的收入仍然来自政府补贴，而且在多年的外贸谈判中，美国从来拒绝取消对农业的巨额补贴？说到这一点，鹦鹉们却绝口不提向美国学习了！
转基因寡头拥有成熟的包装手法，策略之一是用学术研究来掩盖其控制世界人口的意图，用国际组织的金字招牌来迷惑大众。
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资助德国优生学研究。洛克菲勒集团与法本公司建立起密切联系。
20世纪3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他们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
在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
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运用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
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初，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1952年约翰三世成立人口理事会。
1953年约翰三世成立农业发展理事会。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几所亚洲大学聘请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授来培训新一代的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攻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了“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他告诉听众：“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过快的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由于其冷酷的必然性和数字上的确定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前途变得惨淡和可怕……人口增长的严酷现实打乱了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阻碍了人类更高需求的实现。”
1966年福特基金会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并肩作战。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有了福特基金会的资源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真是如虎添翼。同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中心致力于推行20世纪4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小麦育种研究计划。
20世纪70年代初期，尼克松给基辛格下达了一个任务，让其领导一支高度机密的政府专门小组，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及其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这个秘密的专门小组背后的动机来自约翰·D·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
1974年《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完成。减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粮食成为基辛格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性政策。这也将成为美国应对全球战略威胁、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原材料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高级顾问力劝基金会的管理层把资源投入到应用分子生物学进行植物育种上。
1983年开始，里根政府开始资助三角洲与松兰公司的终结者技术研究。
1984年罗纳德·里根连任总统，美国的转基因寡头在对农业部的政策产生影响和进一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能力方面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4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为期10～15年的项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水稻的育种方面。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改变世界粮食生产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1亿多美元，间接投资数亿美元。
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启动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的综合性计划。他们通过新建立的“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把研究经费投入到世界顶级的研究实验室中。在以后的17年里，基金会花费了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开发和推广转基因水稻。到1989年，基金会每年又在“培训与能力建设”项目上追加了5400万美元，在后来的10年中累计达到亿美元，以传播转基因水稻的最新进展。基因革命的种子正在被精心播撒。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
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通过了一个极端的新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一次允许跨国公司对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申请专利保护。
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费尔蒙特饭店会议”。
转基因寡头手中的国际学术机构：
①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成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②热带农业研究所，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办，位于尼日利亚。
③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由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创立。
④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1971年由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和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联合创立，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
在中国，为了树立企业形象，孟山都、陶氏化学均在名牌大学设立了优厚的奖学金，显示了其文化战略。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嘉吉公司撰写了WTO的农业规则，命令中国这样的国家开放市场来“竞争”。但是嘉吉或者ADM，它们自己并不是自由市场的公司。它们是美国、欧洲、亚洲事实上的垄断者。
更早的故事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孟山都公司的专利律师曾经参与过中国专利法规的制定。
更需要注意的是，转基因寡头对发展中国家官员的洗脑。
2008年3月25日，欧盟发布消息，美国嘉吉公司将与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AQSIQ）建立一项联合性的食品安全管理培训计划。嘉吉公司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将为中国政府官员、学者及商界领袖提供为期两周的食品安全训练课程，以拓展其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经验及知识。该培训方案是嘉吉公司为了与选定的学者、政府组织及非政府机构更好地协调全球的食品安全系统，并借此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食品安全专业知识。
嘉吉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格里格声称，目前国家质检总局领导已与嘉吉达成协议，将派25人参加该次培训课程，培训者将有机会与西方政府对口部门、政府间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嘉吉公司提供财政支持，并协助设计和实施培训计划。培训者将接受总部设在欧洲和美洲的私营部门、国际食品标准机构、政府官员及学术机构提供的食品安全培训课程。
嘉吉公司出钱，为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天下免费的午餐真多！
这样的新闻并不是个别，大众读到这样的新闻既不意外也不愤怒，很多人还羡慕这些能够去欧美学习的公务员。当然，更多的所谓学者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拿着美国名目繁多的基金会的资助进行着所谓的科学研究，包括著名的茅于轼先生，茅先生公然指责中国不该设置18亿亩耕地的红线。
而这样的荒唐事竟然不能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和质疑，令人深思。
这件事情的真实画面其实是，狼出钱给羊去上课，课程的内容是教会羊如何不被狼吃掉，并且狼教得尽心尽力，羊学得兴高采烈！皆大欢喜，和谐共赢！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神话。
媒体是真正的战略武器，其发挥作用时既可以大量扩散和炒作某种信息，也可以严格控制甚至是严厉制止另外一些信息的传播。
在1976年美国猪流感事件中，由于新研制的疫苗缺乏来自公众的信任，为了推动疫苗接种运动，福特总统接种疫苗的照片被媒体广为传播。
图8-11976年福特总统带头接种疫苗图8-22009年奥巴马总统带头接种猪流感疫苗
无独有偶，2009年猪流感再次流行的时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仍然对接种疫苗心存芥蒂。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再次赤膊上阵，为疫苗厂商加油助威。
为了推广疫苗接种，总统不惜挨上一针。
但是，另一些人想要发出他们的声音，可就难了。
普拉姆岛周边地区是莱姆病的高发地区。也正是在这里，关于伯氏疏螺旋体病毒、三个头的鸡和五条腿的牛的传闻此起彼伏。
史蒂文·诺斯特姆知道，莱姆病是个人人都不愿捅的马蜂窝，特别是这种病还跟美国黄金度假区的一个神秘岛屿有关。10年多来，史蒂文试图让本地的报纸在首页刊登相关的报道，以便提高人们的警惕，但是都失败了。有一次一位记者偷偷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吗？要知道，我们的主要赞助商和广告商都在私底下跟我们讲过，要是我们胆敢写莱姆病、普拉姆岛或蜱虫的报道，他们马上就把广告撤下去。”总而言之，对莱姆病的恐惧会影响生意，更可能会破坏当地赖以生存的旅游业。但是，史蒂文并没有气馁，他给学校送了上千份莱姆病宣传手册，教育人们如何预防蜱虫叮咬，但是却一份也没有发出去。“我们就生活在莱姆病的高发地带，但是却没有人关心这一点。”史蒂文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高科技面纱下的垄断
孟山都公司每天花费在创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上面的费用就超过了200万美元。
1999年，克林顿总统将代表美国科学领域最高荣誉的“国家技术奖章”，授予了孟山都公司的科学家。
2001年，曾在孟山都公司工作过的科学家最终夺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通过高投入，孟山都等跨国粮食巨头获得了竞争优势，其技术能力大大缩短了农业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扩大市场份额。
通过设计和利用专利制度，跨国粮食巨头在各国拥有了对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源的跨国所有权。对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而言，跨国粮食巨头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某些政府的影响力。
垄断，垄断，再垄断
几十年来，孟山都收购的公司包括：
Jacob Hartz（以大豆种子为主的著名种子公司）；
Agracetus（植物生物技术研究公司）；
Calgene（生物研究公司）；
Holden旗下的基础种子公司和全国玉米杂交服务公司；
Asgrow（大豆与玉米种子公司）；
Mosoy（世界第二大大豆种子公司）；
DeKalb（美国第二大玉米与生物科技企业）；
联合利华在欧洲的小麦育种企业；
Stoneville及其品牌NexGen（知名的棉花公司）。
2005年孟山都收购了蔬菜和水果种子公司Seminis。该公司是一家向全世界150个国家出售3500个品种的超大种子公司，在北美的销售占比为24%，亚太为23%，欧洲、非洲为38%。在2007年，孟山都收购了“终结者”专利（Terminator）的所有者——三角洲与松兰公司。
纵横捭阖，占领市场
孟山都2008年与先正达公司达成了互相交换使用专利产品的协议，孟山都公司获得了先正达公司有关抵抗麦草畏除草剂的技术，同时孟山都公司将抗农达丰产大豆的生产许可证书发给先正达公司。
2002年孟山都与杜邦进行了合作，之后，孟山都、杜邦两家公司一共持有了世界上40%的农业生物技术专利权。双方共同实现了对美国玉米种子市场73%的控制。这两家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先正达、陶氏化学一道（统称转基因四大巨头），掌握了全球商业大豆种子市场47%的份额。而1979年的时候，全球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控制世界种子市场的1%。
1999年，孟山都与嘉吉成立了Renessen Feed & Processing合资公司。双方联合实现了从种子、加工、储存到配运等诸多环节的控制。
不择手段的孟山都
值得注意的是，转基因公司蓄意采用非法手段逃避监管偷偷摸摸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一个例行的做法，这个问题高度可疑。
早在2003年，童增在《最后一道防线》中就披露了如下信息（童增著：《最后一道防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北京市农业局日前公布的一项转基因食品检查结果令人非常吃惊，他们从商场和超市抽取的22个样品，涉及14个品牌的农产品和食品，全部为转基因产品，却无一标明“身份”，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这些转基因食物主要为大豆色拉油和调和油，其中包括不少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占北京市场销售份额的60%以上。它们绝大部分是进口，然后由中国企业分装。
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试验室曾对14种进口食品、粮食的转基因含量进行抽样检测后证实，广州消费者正在大量食用一些含有抗虫、抗除草剂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据检测结果，广州市场中至少有3种常见食品含有转基因。
从2003年到2010年，7年过去了，其间我们不断听到非法转基因水稻在一些省份出现，但没有听到有任何个人和机构对此承担责任!
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大规模、长时间绕开国家监管、非法侵占中国市场的行为不是精心策划的。
真正的帝国精英
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基金会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与美国政府存在着持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
洛克菲勒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呼风唤雨，长盛不衰，是因为他们切实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属于统治阶级里面真正有远见的精英人物。
这也说明了，美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充分成熟，至少在二战后期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长远的、有效的全球战略思想，其要点是美国资本要统治全球的资源。今天，如果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善良的第三世界人民仍然看不到或不敢承认，现今的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存在着帝国主义寡头，并陶醉在所谓先进文明的梦境中，那么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完全有可能来临。
不得不佩服美国战略家一个世纪以来的远见卓识，他们从20个世纪初就把目光投向了全球，并且一直坚持，其国家战略也具有惊人的稳定性、连续性。
洛克菲勒集团对美国国务院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吉米·卡特执政晚期的1979年，每个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人口控制寡头的领导层工作过。见表8-1。
表8-1洛克菲勒集团与美国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
姓名
商界职务
政界职务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即出自此人
迪安·腊斯克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主管，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项目”主管
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1974年任国务卿
塞鲁斯·万斯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吉米·卡特的国务卿
米奇·坎特
孟山都董事会董事
美国贸易代表
威廉·鲁克尔斯豪斯
孟山都董事会董事
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环保署署长
玛莎·霍尔
孟山都董事会董事
克林顿总统的政府间事务助理
迈克尔·弗里德曼
孟山都制药事业部西尔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局长
琳达·J.菲舍
孟山都公共事务副总裁
美国环保署预防、杀虫剂和有毒物质办公室主任
杰克·华森
孟山都的法律顾问
卡特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
迈克尔·R.泰勒
孟山都公共政策副总裁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政策的副局长，专门负责监督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实施
玛格丽特·米勒
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类食品安全司副司长
安·维妮曼
卡尔京公司的董事长，卡尔京公司是孟山都下属的一家生物技术子公司
小布什的农业部长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孟山都下属西尔列公司的CEO，吉里德科技公司董事长
美国国防部长
保罗·布雷默
基辛格的咨询公司基辛格合伙公司的执行董事
2003年5月被任命为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
鞍前马后的国际组织
对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也需要多个心眼。它们可不都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有些是转基因寡头和疫苗企业出钱豢养的！
表8-2孟山都公司参与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名称
组织简介
国际食品与农业贸易政策委员会（IPC）
IPC包括了孟山都、嘉吉、诺华、ADM、邦吉、美国农业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等众多成员。该组织倡导在农业与食品贸易领域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大幅降低各国在农产品领域的关税。它是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最强有力的鼓吹者之一
公民外交事务网络（CNFA）
CNFA宣称自己是一个非盈利且不带党派色彩的团体，宗旨是通过发现并开发新的世界市场，来加速世界经济增长。该组织由美国200多个农业与银行业的大公司组成。在产粮大国乌克兰，CNFA是孟山都公司种子销售最有力的帮手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组织（ISAAA）
ISAAA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主要职责是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农业生物科学技术。该组织接受来自孟山都公司、嘉吉公司、诺华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世界银行等多个农业公司与组织的捐赠。ISAAA在肯尼亚、菲律宾、日本、英国均设有研究中心。ISAAA作为中间人安排了孟山都对墨西哥与肯尼亚的土豆援助
这些国际性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并不是由国家直接发起的。从表8-2也不难看出，在这些组织中，或多或少都有跨国公司的影子。
不是政府，胜似政府的神秘组织
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洛克菲勒家族对美国医药和公共健康方面存在垄断性的影响。戴维·洛克菲勒、媒体巨头默多克、莫顿·朱克曼、托马斯·格罗瑟，以及纽约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前主席杰里·施佩耶尔（Jerry Speyer）等等，通过纽约合伙公司托拉斯形成关系网络。这帮人控制着全球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同时几乎完全控制着全球的健康产业，几乎完全控制了主流媒体，借助这些优势促进和宣传制药业卡特尔的产品和服务。
在此之上，还有一些神秘的组织一直在发挥巨大作用。
1.彼得伯格俱乐部
德国出生的本·哈德亲王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曾是德国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同时也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某附属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而法本公司与洛克菲勒集团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二战后，当本·哈德亲王成为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荷英企业集团）首脑后，荷兰皇室小心地将亲王的这段背景隐瞒了起来。今天，这家富有的欧洲石油公司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圈内成员之一。
在1954年的第一次会议上，本·哈德亲王主持制定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目标和任务。彼德伯格所有会议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产生“精英意志”，就联合统治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达成一致。
自艾森豪威尔之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他们并不全都亲自参加会议，但都会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数英国政府的主要成员一样，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
彼德伯格的成员还包括那些控制着你的视野和阅读的人，比如传媒界的戴维·洛克菲勒、康拉德·布莱克、埃德加·布隆夫曼、鲁珀特·默多克，以及维亚康姆集团（国际传媒集团，涉及几乎所有传媒主要领域）首席执行官萨默尔·雷德斯通。
再看看这一系列的巧合——一些重要领导人出席彼德伯格会议的日期以及随后他们事业变化的时间：
比尔·克林顿：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2年获得了民主党提名，并被选举为美国总统。
托尼·布莱尔：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4年7月成为党魁，并于1997年被选举为首相。
乔治·罗伯逊：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9年8月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
罗马诺·普罗迪：1999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9年9月宣誓就职欧盟主席，一直到2005年。
彼德伯格人在追寻后国家主义时代——没有国家，只有为世界价值所匡正的全球区域的时代。这就是说，全球只有一种经济，一个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人为精心挑选出的），一种宗教。为确保他们达成这些目标，彼德伯格人专注于技术手段而很少在意大众。
彼德伯格俱乐部主要担心有组织的对抗。集团成员们不希望世界上的普通民众知道他们在为世界的未来计划着什么：主要来说，就是一个世界政府（世界公司），它拥有单一的全球市场，由一支“世界军队”守卫，由一个“世界银行”控制财政，使用单一全球货币。
通过对头脑的控制，他们计划引导全人类遵从他们的意愿。正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没有中产阶级，只有统治者和仆役。
2.外交关系委员会
外交关系委员会（CFR）最初可以追溯到1921年，创始人之一的爱德华·曼戴尔·豪斯是伍德罗·威尔逊的主要顾问。豪斯以及与他想法类似的支持者们共同建立了外交关系委员会。他们支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这个政府的基础是中央集权的全球金融体系。成立不到一年，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开始统一资助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和发展。
外交关系委员会总部设在纽约哈罗德·普拉特酒店，该酒店是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基金会继承人查尔斯·普拉特的遗孀捐助其使用的。2006年，美国超过4000个居于领导地位的机构，都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它的成员包括各种领袖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NBC、CBS、HBO、FOX、《时代周刊》、《财富》、《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等。
3.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TC），是戴维·洛克菲勒1973年创立并资助的。许多同样属于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三边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只有美国人，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三边委员会则把全球有实力的精英都汇集到了一起。资助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只是这些并行组织的一名普通发起人。他不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荣誉主席，也向三边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彼德伯格俱乐部提供资金和人力上的资助。所以，评论家们把这三个组织看做由利己主义的精英组成，目的是维护他们自己的财富。
4.神通广大的骷髅会
19世纪30年代初，耶鲁大学的学生威廉·拉塞尔（拉塞尔家族操纵着19世纪美国最声名狼藉的商业机构之一拉塞尔公司，一个鸦片王国。而拉塞尔本人后来出任康涅狄格州议会议员、康涅狄格州国民警卫队将军，并且在纽黑文成立了商业学院。）召集了班上几个最有才华的学生成立了一个秘密社团。该社团名为“死神兄弟会”，俗称“骷髅会”。他们采用了数字命理符号“322”作为标志，“32”代表协会成立的年份1832年，“2”则代表他们是德国社团的第二个分支机构。
今天，骷髅会的触角已经伸到了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小小的协会所建立的关系网络曾经将3名协会成员推举到美国总统的职位上。
协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警告的那样，这个秘密社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黑手党，逍遥于法律之外，几乎不为人们所知。
该社团致力于创建一种国际新秩序，这种秩序限制个人自由，将最终的权力完全集中在少数显赫富有的信徒家族手中。在此过程中，骷髅会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几乎美国每一家大型的研究机构、金融企业、媒体和政府机关。实际上，多年以来，骷髅会一直在操纵着美国。
骷髅会培养人才的办法是从耶鲁大学的大三学生中挑选未来的会员，协会严格地筛选候选人，特别青睐东海岸那些富有的骷髅会成员的子女。大约有20多个这个国家最显赫的家族一直在控制着骷髅会，其中包括布什、邦迪、哈里曼、洛德、菲尔普斯、洛克菲勒、塔夫托和惠特尼家族。协会鼓励这些家族彼此通婚，以便巩固自己的势力。事实上，骷髅会逼迫成员坦白自己的全部性爱史，这样一来，协会作为优生学的狂热信徒，可以判断一名新成员是否适合加入强大的骷髅王朝的血统。有叛逆精神的人不能加入骷髅会。此外，如果一个人的背景显示出他不会为了组织的利益做出个人牺牲，他同样不会被接受。
中央情报局有一个专门负责骷髅会事务的机构，该机构利用骷髅会作为中情局的招聘基地，因为骷髅会员更擅长保守秘密。
骷髅会员控制着摩根、摩根斯坦利以及布朗兄弟、哈里曼这样的金融机构，在这些机构中，曾经一度有超过1/3的合伙人都是骷髅会成员。
骷髅会还采取种种手段控制美国的媒体。它的两位成员成立了后来代理《纽约时报》法律事务的律师事务所。出版《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计划就是在骷髅会的“墓地”里酝酿出来的。该协会控制着法劳·施特劳斯和吉罗等出版社。在19世纪80年代，骷髅会创建了美国历史协会、美国心理协会以及美国经济协会，这样骷髅会可以确保历史将按照自己的观点被记录并宣扬其目标。然后，骷髅会会安排自己的成员担任这些协会的主席。
每一位大学期间曾就读耶鲁的美国总统都是骷髅会的会员。1989年，当《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询问老布什为何选择就读耶鲁时，他回答说：“耶鲁是我们家族的一个重要传统，我的许多叔伯、一位兄长和我父亲都在那儿念书。我的很多朋友也就读于耶鲁。”实际上他谈的是骷髅会。（亚利珊德拉·罗宾斯著，祁冰译：《坟墓的秘密：美国权力的隐秘通道》，中信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共济会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划
本书出版之前，我国学者何新发表了对共济会的一系列论述，并为此出版了专著。
共济会是近代（1717年）起源于英国的一个神秘的准宗教组织，几百年以来一直是英美两国政治和金融的神秘领导核心。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个神秘的共济会，是300年来一系列重大世界性历史阴谋事件的策划之源。
今天的共济会大约有600万名会员，其中英国约100万、美国约400万、法国约7万。共济会的成员几乎覆盖了西方近代史的每一页——包括全部欧洲王室成员和美国历任总统。
共济会最近的新闻是2010年2月在伦敦被知情者透露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这是作为西方政治和宗教核心组织的共济会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谋和策划。这个计划宣布了核战争和生物战争时代即将到来，并且冷酷无情地宣布：对未来的战败者将在种族上进行灭绝性的大清洗。
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有色人种，首先是华人。这个文件是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会议宗旨的扩展，其目标是要消除地球上50%以上的多余人口（垃圾人类）对之进行清洗或者隔离。
这个文件透露，早在2005年的伦敦共济会高级成员秘密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了发动国际金融战争的计划。所以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确实是有预谋的一次国际金融的重新洗牌。
何新相信，共济会秘密会议的与会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西方进行人种清洗的最大障碍。因为中国是有色人种中具有健全工业体系、文化体系、国防体系和核武体系的大国。而且也是唯一有能力以国家体系与雅利安人从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全面抗衡的有色人种大国。因此解体中国是首要的目标。为达到种族清除的最终目标，在共济会神秘长老团的领导下，西方已经对中国展开金融战争、生物战争。实际上，为掏空中国外汇储备、搞乱中国金融而忙碌的经济学第五纵队，也早已进入中国并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地积极活动着。
何新指出，美国近年对华战略的近期目标是遏制中国，把中国龙困锁在国内。中长期目标则是期待中国内乱，自我爆破和分裂。如果中国将来一旦发生大型内乱，美国将通过联合国进行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干预。这次美国航母和核潜艇联合舰队的黄海、日本海陈兵，既是一次全面战争的威慑，也是一次警告性的预演。战争，正实实在在地向中国人逼近！也从而证明，这个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并非虚张声势！
可怕的是，对共济会图谋发动的这场战争，多数中国人至今仍然麻木不觉。中国的精英们依然在醉生梦死。
对中华民族来说，未来将是非常艰难的！近年来，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些重大的国际发展机会！而展望未来，亡族灭种的危机并非不可想象。
策划中的战争何时开始，我们无法知道。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和西方绝对不会让中国像过去的30年这样顺利地继续发展下去！
以洛克菲勒家族为核心的，主要由发达国家最成功的政界、商界人士和传媒大腕组成的一批全球精英，通过一系列超越政府的神秘组织，形形色色的基金会，以及各种国际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一个世纪以来，这批全球精英实实在在地形成了对所谓“新世界秩序”的共识，其主要内容体现于费尔蒙特饭店会议精神，即发达国家的精英人口对落后地区实施的人口控制，这种控制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倒性优势上，不仅要把发展中国家锁定在落后的位置，更需要在实际行动上消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数量是对“新世界秩序”的威胁。
上述共识，从20世纪70年代成为美国的国家政策。
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全球计划已经实施了近半个世纪。这个计划的内容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战略欺骗和洗脑，以所谓“比较优势”理论让第三世界国家安心于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而甘于做西方大国的附庸经济体，放弃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国家意志。在这方面，西方学界所推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私有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这个战略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其次是采取实际措施降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甚至降低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对数量。
降低第三世界国家人口数量，大致包括几种手段。
一是在政策上进行诱导，使目标国家自觉自愿地控制生育率，这是上策。
二是通过人为制造全球粮食短缺，利用饥饿来降低目标国家的生育率。
三是通过特种生物技术，隐蔽地对目标国人口进行强制绝育，包括采用疫苗绝育；不知情的手术绝育；向目标国提供含有绝育成分或其他不明成分的转基因玉米等作物；误导目标国人口大面积饮用被有毒物质污染的水。
转基因技术在国际上存在巨大争议，但西方精英们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这一技术，已经引起非洲国家的高度警觉。通过转基因技术在阿根廷推广的完整过程，可以看到，西方公司控制的转基因种子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并不是他们所宣称的造福全人类的福音，而是粮食安全的沦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跨国公司手中的转基因农业技术已经是完整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手段，它既可以是控制目标国家农业命脉的工具，也可以作为隐蔽的药物让目标国家的人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
西方精英公开表示要大幅降低世界人口，而正是这群精英一方面投入巨资开发针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新型疫苗，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手段全方位向第三世界推广由跨国公司所垄断的转基因种子，同时投入巨资修建了“世界末日种子库”。这一切仅仅用巧合来解释显然是牵强的。
我们不得不警惕，新型疫苗和转基因种子可能被作为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命运和消灭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技术手段。
印第安人近乎被种族灭绝的历史并不久远，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焚尸炉仍然让人恐惧，731部队灭绝人性的罪行尚未被审判。反人类罪犯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服务于某超级大国生化武器研究的技术专家。
老祖宗告诫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警惕啊，善良的人们！
眼看书稿即将出版，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转基因主粮这件事情太沉重也太急迫了！回望成书过程，个中甘苦，历历在目。
关注转基因主粮事件的有识之士不在少数。农历虎年正月初一，在节日气氛中，笔者与司马南先生讨论的就是转基因种子和疫苗风险的沉重话题。
与司马南先生、刘仰先生、江涌研究员和顾秀林教授的多次讨论，大大拓展了本人的知识和思路。对笔者而言，他们亦师亦友，君子论道，不亦快哉！
感谢童增先生对笔者的热情鼓励并惠赠大作《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据笔者所知，童先生是国内最早指出转基因食品可作为生物战载体的学者，也是提醒国人注意保护基因资源的第一人。童增先生身上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也是驱使我完成此书的动力。
航天技术专家、《宇航学报》常务编委朱宁昌研究员对本书草稿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资深新闻工作者、《光明日报》前副总编辑陈谈强老师对书稿的前期文字修改提出了指导意见，陈老师的渊博学识和严谨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谨向朱宁昌博士和陈谈强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佶教授与该院博士生、《中国经济时报》资深记者乔国栋先生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
成书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高恒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给予作者热情的鼓励。与防化专家、中国军控裁军协会理事徐光裕少将、军事科学院张涛大校、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河清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阳和平教授，以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王小东先生等专家进行的若干讨论，使作者获得许多启发与帮助，谨致谢意。
承蒙著名社会学家、剧作家黄纪苏先生，《超限战》作者之一王湘穗教授，社会学者司马南教授以及《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韩德强博士惠赐推荐语，特此致谢！
由于本人工科出身，又是第一次动手写作，对自己的文字功底信心不足，多亏中国发展出版社范鹏宇、宋东坡两位编辑对书稿的把握和润色，使本书的文字增色不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感谢中国发展出版社包月阳社长的支持，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
柴卫东 2010年11月11日于北京双榆树